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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一对父母为重病孩子请求安乐死引社会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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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6月13日02:30 东方网-新闻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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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是逃避责任
晨报评论主笔李恭震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孩子出世的那一刻，复杂心情中最复杂的就是：万一我的孩子有生理缺陷或智力障碍……
但就在那一刻，许多人已经决定，即使有苦难，也一定尽全力呵护孩子，哪怕用一生的精力。因为，自己面对着的是生命的结晶，不能因为疾病就否定这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是的，在决定让一个生命来到人世间之前，父母其实就应做好承担一切责任的准备。就像人们知道一对夫妻含辛茹苦养育智障孩子，并最终发现那个叫舟舟的孩子具有音乐天赋，许多人感动得流泪了，因为人们看见了深沉的父爱、母爱。
这是一种共识，关于责任，关于人性。早在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通过了解古希腊历史，就已认定人的生命绝不是“实用主义”的，不能只以“他将来能赚多少钱”这样的生存竞争需求简单衡量。
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为保证将社会资源集中于培养那些体格强健的孩子，实行严酷的内部人种淘汰：男婴经烈酒验洗选拔，不够强壮的就被抛下山崖。生活在雅典的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评价斯巴达的做法是将人与动物彻底混淆——察觉幼兽体质羸弱或严重受伤，兽群放弃对其保护，以免整体遭损失。
雅典与斯巴达实践了两种不同的文明。但人们认定，更区别于动物思维、更强调人类情感的雅典，才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人类文明的精华。穷兵黩武的斯巴达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留下文明烙印的，是雅典的哲学、文学，和属于她的文化巨星：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
现在，我们看见出生才3个月的成都婴儿小天，他的父母因为他患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而绝望，最终决定放弃救治。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孩子无法正常生活，无法自立，能算是幸福人生？但，我们无法认同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这和一些子女放弃对已经苍老且疾病缠身的父母的救治有何区别？
幸福人生，是健康，是智慧，背后其实还有那闪烁着光辉人性的责任。
孩子刚出生就患三恶病
小天的父亲文刚说，今年3月6日，孩子降生时，医生就告诉他们，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得等到1岁半后，体重15千克以上才可以做手术。在手术之前，得小心别让孩子感冒、咳嗽和发烧。他俩在惊愕中接受了这个现实，他们商量着，等孩子大些就给他做心脏病手术，让他像别的孩子那样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5月31日，小天突然感冒了。同日，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动脉管未闭。不久又被诊断出大脑大面积软化罩，严重缺氧，部分脑细胞坏死。医生同情但又明确告诉他们，对小天继续救治的前景不妙。
小天的母亲燕子闻讯痛不欲生。每天，燕子将氧气管子叼在嘴里，前端对着小天的鼻子，“这样孩子既可吸到氧气，我也能抱着儿子。”燕子说，前天深夜，孩子还是非常痛苦，呼吸困难，双手不停地在空中乱抓。他们夫妇只能含着泪水看着孩子挣扎，心如刀绞。
孩子父母要求“安乐死”
6月7日，孩子的父母在四川省医院签字：“放弃一切抢救治疗，后果自负。”随即抱着孩子离开医院，大约两三个小时后，因为孩子病情加重，他们难以决断，再次将孩子抱回医院。
夫妻俩在极其矛盾痛苦的情况下决定：“只是希望这个没有救的孩子能‘安乐死’，以此减少我们特别是他的痛苦。”
回到医院至今，夫妻俩就只让医生给孩子输氧，拒绝一切抢救措施。并从6月7日回到医院后多次向医生提出：“给孩子一点药物，让他安乐死。”然而医生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燕子抱着儿子无法决定，于是求助当地媒体，请社会给他们作一个决定。
医生：父母拒绝药物治疗
“孩子目前的多种病症确实很麻烦，即使治疗，我们也没法保证不留后遗症。”四川省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赵医生昨天对记者说：小天5月31日晚上急诊入院时，发育只有两个月大小，全身皮肤苍白，呼吸、心跳很快，肝脏、脾都变大，已经出现休克症状，本应立即送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但是孩子的父母不同意，医生给他们足足做了半个小时的工作，他们才答应让孩子住进监护室。
但医生在治疗小天的肺炎过程中发现孩子的神态、眼神都不对，给孩子做了CT后，发现孩子脑部有多处软化灶（即脑瘫）。
由于小天的身体状况无法承受更多的检查，目前一些检查都没有到位。“我们是如实将小天的病情告知其父母的，同时也告诉他们，由于孩子病多、病重，可能在疾病发展过程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赵医生对孩子父母的要求也甚感无奈：“他们确实很痛苦，给孩子治一天他们就痛苦一天，无论是精神还是经济都有很大压力。”
赵医生说，孩子目前严重的肺炎已治好，但已离不开吸氧器，有厂家看了当地媒体报道后，送了一台价值4000多元的吸氧器给孩子。但现在孩子的父母除了同意给孩子输氧外，拒绝一切药物治疗，并准备13日出院。
社会关注小天“安乐死”
小天的生存现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既同情小天的不幸遭遇，又为其父母的选择感到无奈和理解。治，连医生也无法估算究竟费用要多少？救治要多长时间？治疗后能达到什么效果？会不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这种折磨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可能是无休无止的。不治，于情于理于法都过不了关。
“对此我只能是一声叹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谢遐龄教授听完小天的故事后，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无奈”。现在社会什么事情都有法律约束，另一个人的生与死就更不能任意决定。除了法律，还有道德伦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人们只能按照既有的道德标准去做。小天的父母虽然左右为难，但还是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翟建态度很明确：“从法律上来说，这种做法肯定不允许，任何人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都可被刑事犯罪起诉。”翟律师说，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孩子太小没法决定，但其他人任意决定就更不对。即使极少数国家认可的安乐死，也仅限于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决定，何况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一个孩子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剥夺了他的生命也不道德，从情感上我也不能认同。”翟律师同时建议，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慈善机构，小天的父母可以尝试联系，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晨报记者杨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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