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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庆，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我们治理大气污染，实行区域联动措施，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保障，不能仅是一种号召。因为行政区域和我们污染区域是不一样的，这些行政区政府及部门之间要达成共识，建立一种共同治理的制度，这个制度还必须带有一定法律约束性。

提高空气质量标准容易 改善空气质量难

问：2月29号国务院发布的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社会公众为何这么重视PM2.5？
答：据科学研究，PM2.5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超过我们说的PM10或者其他的一些污染物。在正常的一般大气污染中，PM2.5的危害是最大的，被称为“健康杀手”。因为它小，所以可以直接吸到肺泡里面，不容易排出来。
其他的一些污染物，不像PM2.5这样有直接危害，这个问题一出来，群众觉得自己天天呼吸污染的空气，健康受到威胁，正是如此，才触动了广大民众维护身体健康的心理底线，所以反应很强烈。
问：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难点是什么？
答：制定新的标准，应该说执行容易，控制难。
检测、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无非就是花钱上设备，只要下决心，买设备是很容易的。第二就是人员的培训，这个也不难。
真正难的是你发布以后，让它达标是很难的。难在哪里？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像北京这样搞试点的城市，过去你说天气良好，偶尔出一个轻度污染、重度污染。标准一修订提高，你经常是轻度污染，过不了两天就重度污染，一两天可以，一两个月大家也能接受。一年两年你不改，人民群众就不能接受了，政府的压力也就大了，而在短期内治理达到标准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这里。
问：这次新空气质量标准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为什么国家如此重视？
答：其实为什么要国务院做研究，问题也在这里，因为你要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下更大的决心，这个不是环保部门自己说了算的。政府是积极稳妥推进，不是一味地为了出台政策而出台，出台以后肯定不能只是发布消息，需要用切实行动提高空气质量。
国家搞清洁空气计划，投入的不是几十亿，而是上百亿，甚至更多，这是政府需要考虑和研究的。所以把这个事作为大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找一个杠杆和支点，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来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问：你曾提出联动协同治理，空气是流动的，仅仅靠北京治理，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无法保证的。
答：其实这个联动协同治理，实际上两个含义，一个协同就是你刚才说的区域系统，因为PM2.5非常小，一般不会自动沉降，长期浮在空中，飘浮性很大，所以扩散的面积很大。这需要区域联动。
第二个协同，多种污染物的治理可以协同。比如说PM2.5的治理，实际上你要治理好二氧化硫，治理好氮氧化物，治理好PM10，就直接可以降低PM2.5。
问：你觉得实施这个区域联动的难点是什么？
答：我们治理大气污染，实行区域联动措施，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保障，而不能仅是一种号召。因为行政区域和我们污染区域是不一样的，这些行政区政府和部门之间要达成共识，建立一种共同治理的制度，这个制度还必须带有一定法律约束性。[详细]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杜少中在微博里说，北京空气达标天1998年只有100天(2 7.4%),2 0 1 0年是2 8 6天(78.4%)是事实。但过去一年增长5个百分点，现在一年只能一两个，一年还有20%左右天不达标。北京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问题是颗粒物仍然超过国家标准20%。 [详细]

污染源普查十年一次 2017年将进行第二次全国普查

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淮河为代表的河流和城市的大气都遭到严重污染，为什么直到2008年才启动全国污染源普查，2010年才发布调查报告？
答：客观的讲，这有一个认识过程。虽然我们从73年就开始抓环保，但真正排上日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80年代、90年代陆续颁布了一些环境保护法规条例，从那时起才有法可依。
我们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建立工业污染排放的环境统计。但统计的面比较窄。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末，农村的化肥、农药、畜禽养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湖泊污染严重。城市里的燃煤和越来越多的车辆，使得大气质量变坏。
这样原来的治理就远远不够。以前我们主要抓的工作比较侧重于一个方面，随着形势的变化，环境问题也有一些新的趋势，工作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原来的全国统计数据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
问：这是第一次的全国普查，历经整整两年的时间，然后才公布结果了。我们面临着哪些困难？又怎么样克服的？
答：我们08年启动，06年就开始做方案。06年底国务院批准，07年我们做了一年的准备。按计划我们08年的调查，原激活09年下半年完成，实际大概比原定计划晚了半年，数据整理出版也稍微晚了一年，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普查的质量。
我们第一次做，确实缺乏经验。过去做过一些工业园、乡镇企业的调查，但主要是针对工业方面，也不全面。这次加上第三产业、农业和原来的工业，调查的面要大的多，前期准备整整花了一年。
第一，需要制定一系列产排污系数。因为调查主要是看污染物的排放，它看不见摸不着，就需要检测，但你又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把这么多的污染物同时检测，所以需要一个产排污系数。这是前头的一年准备的重点工作，也是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我们许多普查员都是现选、现培训，所以刚开始上报的一些数据会有问题，需要反复的核对。一个数字不对，你就得一点点的查，一直查到污染源，查出问题再改，有时候报上来还是不行，继续再核查，从而确保数据质量。
问：我们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数据核定上？
答：是，我们宁愿晚一点，但一定要把它做好。
问：第一次普查完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第二次？
答：国务院关于污染源普查工作，一共发了三个文件。第一个是关于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的一个通知。第二个是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普查方案，第三个是全国污染源的普查条例，它规定十年搞一次。按照规定，普查应该是在2017年搞第二次，这是法定的十年一次。 [详细]

从镉超标“毒大米”，到云南曲靖铬污染事件，再到如今的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故，“连续发生的重金属污染事件，表明中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已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呼吁将重金属污染防治纳入官员综合考评。 [详细]

推动公民社会发展 政府应有所担当

问：环境信息透明公开非常重要，你觉得如何让公众享有知情权？
答：我赞成公开透明。这个并不难，手段上应该没有问题。
但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对我们的检测要求会更高，必须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和科学。我最近看材料，好像有三种国际流行的PM2.5测试方法，有些方法、设备本身还有一些误差。第二个是媒体应担负起职责，向公众多普及科学知识，让公众理性看待问题。
问：这个标准提高以后，政府的压力会更大吧？
答：对，我曾问过北京市环保局长，他说压力肯定会增大，但是他很有信心，在大部分的天气里能争取达标。
问：除了信息公开媒体监督，有没有可能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答：这倒是一个好想法，既然是独立调查就不应该是国家和政府办。独立调查跟我们社会发育程度有关系，NGO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政府需要对这些NGO、社会第三方采取一种鼓励、保护措施，还有适当的引导。等它慢慢发展起来，具备了独立调查的能力，发布消息后，大家觉得可信，自然就可以做。
问：这次两会你的关注问题是什么？
答：两会提案，现在有三个。第一个是PM2.5。我希望社会能够正确看待这个词。我希望利用这次提高环境质量标准，来倒逼我们经济转型，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个是关于国家财政政策。国家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可以选定一些试点，把政策放开，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再一个关注的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心理干预。当前我们国家的心理问题很突出，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比较集中在青少年身上。 [详细]

去年夏，多家环保组织联名发出公开信，历数哈药集团总厂长期以来的污染“事迹”，并建议相关部门对其“未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进行惩戒，同时暂缓批准其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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