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老人地震遇难，死后无人抬尸

     天黑时，23岁的袁道亮终于赶到了村口。一路上奔波劳顿，他的白T恤早变灰色。他没心情顾及这些，到了村口，便迫不及待望向远处的山腰。那里，是他的老家。

    只是，村中早已停电，整个村庄都被黑暗包裹。村旁的洛泽河边有零星几顶救灾帐篷，微弱的烛光偶尔闪动。

    他摸黑走过村口的跨河大桥，一拐弯，悲伤便猝不及防撞了满怀。老父亲的灵堂就搭在那里。一口棺材，几条破塑料布，简陋的灵堂上，连遗照都没有——家里的房子随时都可能坍塌，没法回家找照片。

    袁道亮冲到棺材前，什么话也说不出。他直愣愣跪下后，连磕响头，然后就蜷在地上，约五分钟后才抬起头来。他心中充满悔恨，因为外出打工，他离开了家乡，空留下年迈的父母。再相逢时，已是永别。

    9月7日袁真福遇难后，遗体一度搁在山坡上，饱经日晒，无人运送。老伴朱兴凤找不到人帮忙——村里几乎空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直到晚上，朱兴凤才叫上老伴的两个弟弟，三名老人一起，从山坡上把遗体抬回来。

    三名老人跌跌撞撞抬了两个多小时，才把遗体抬到村口。赶来帮忙的乡亲们看到，遗体表面已经晒出泡来。

    9月8日晚，袁道亮赶回。为怕儿子内疚，朱兴凤不敢告诉他这一幕。袁道亮看到父亲时，老人穿着崭新的黑色寿服。这套新衣服是母亲托人从镇上临时买回来的。这可能也是老袁一辈子穿的最好的衣服。以往，袁道亮往家寄钱时，劝过父亲买点喜欢的衣服穿，但老人总说“农村人，不讲究衣服”。

    终于穿上新衣服了。袁道亮看着躺着的老父，一遍遍念叨着父亲的名字，希望能再说上两句话。

    爷俩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袁家有一部诺基亚手机，是孩子们打工后从深圳买的，老两口视若珍宝。平日里都归朱兴凤保管，“我爸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平时都是我妈接电话”。袁道亮偶尔打来电话后，老袁总要缠着老伴，让她复述几遍内容。

    袁道亮说起这个就难受。父子俩上次对话还是2个月前。袁道亮给家里寄了钱，打电话回家问是否到账。那天接电话的居然是父亲，“你妈出门了，没带手机”。寒暄几句，确认钱到账后，袁道亮便匆匆挂了电话。

    老袁在电话那头用家乡土话喊了句“再见”。那是留在山村的老父亲，留给他的最后声音。有时候再见，便是再也不见。[详细]

   9月9日早晨，袁道亮和两个哥哥，披上孝带，走了1个多小时，将父亲的灵柩送到村后的山上。当地有土葬的风俗，同时还有繁杂的仪式，但灾难后一切从简，只有土葬保留。9日这一天，也是官方公布的地震遇难者下葬日，政府给袁家送来了1万元抚恤金。

    “现在想什么都晚了”，在父亲的新坟前，袁道亮跪了很久，他一直在后悔，后悔最近两个月没有跟父亲说上话，后悔没有给父亲多买点好烟，但最后悔的事情，还是选择了出去打工，而不是留在父母身边，“我要是在家，爸妈就不用干那么多活儿，地震时不一定正好在地里。”

     袁家一共有3个孩子，袁道亮是老三。和村里大多数农家一样，袁家经济贫困，除了家里的两块地，以往只能靠老袁在附近打零工挣钱。袁道亮记得，他小时候基本没买过新衣服，都是穿哥哥的衣服。

   两个哥哥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而这个传统，在袁道亮那儿也继续延续着——小学刚毕业，他便辍学，跟着哥哥去深圳打工。这几乎也是当地的传统。袁道亮说，小学毕业时，班里60余名同学，有大半都跟他做了同样的选择。

   年少的袁道亮，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打工生涯。事发前，他在温州打工。每天守着一家眼镜厂的生产线，重复着机械化的动作，"每天要干10个小时吧，累不要紧，今天累，明天力气就回来了。"

   用力气换钱的日子就这样延续。袁道亮每月的收入可达到4000元。兄弟们很节省，钱大多寄回家里。家里的老宅也终于抹上白泥，翻盖成了二层小砖楼。在当地，这是家里有孩子在外打工的标志。挣得多的，房子会全部用红砖，挣得再多些，砖外面就会贴上瓷砖。

    只是这“豪宅”平日里只有老两口带着孙子孙女居住。一家人团聚日子只有春节。

    每到春节，袁家便迎来了最热闹的日子。除却一日三餐，全家人就围在火炉边，说说笑笑地玩扑克，搓麻将。老袁爱下厨，春节的大餐一般由他掌勺。

    老袁抽烟，平日里只买几块钱一包的香烟，但春节时他舍得买几十元一包的香烟，“终于能看到儿子们，他高兴。”

    这样欢快的日子只能持续十几天。春节过后，村里的年轻人们便又结伴离去，小村再次陷入冷清。平日里，老袁的生活单调乏味：给花椒除草，喂猪哄孩子。唯一的娱乐便是找村里同样孤单的老人们玩玩牌，玩输赢只有几十块的小局。每到晚上八九点，小村便陷入沉寂。

    然而，地震来了，带走了老人。无论短暂的欢乐还是长久的孤寂，都不复存在。[详细]

   为解决留守老人问题，发展当地经济，政府开始鼓励村民们种花椒，发展第三产业，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下年轻人们。

   2001年，老袁开始种植花椒，5年后，花椒产籽开始有产出。然而因当地地貌多以风化岩为主，土壤贫瘠，花椒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高。收成好的年头，一年能有一万五六的收入，不好的时候，则只有五六千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务工。留守老人们成为花椒的主要种植户。即便在震后，当地仍可见背着竹篓准备上山采椒的农民，多为50岁以上的老人，“娃儿都出去打工了，在家能挣点算点”。

    于是，地震到来时，老人们成了遇难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至少有十余位遇难者与老袁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都是留守老人，在家种植或采摘花椒，地震时正在地里，被落石击中身亡。

    当地官员也证实，此次彝良地震遇难者中，花椒种植和采摘户占很大比例，多是在户外劳作时被落石砸中身亡。

    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被地震放大并凸显。“这次灾后救援中，老人和儿童是我们优先安置的对象”，彝良县民政局一位官员表示，留守老人是灾后救援重点。

   事实上，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在震前，彝良县也有过多项举措。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刊载着数条新闻，如民警深入偏远贫困地区，与生活困难的留守老人结对，帮助他们解决急事难事和忧心事等。

   然而，在经济滞后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仍横亘在灾区群众面前。

   9日傍晚，袁真福的灵堂开始拆除。袁道亮站在桥边，傻愣愣地看着。他说，至少今年不会再外出打工，要先把房子修好，也留在家里陪伴母亲，“不能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明年的计划他还没想好。不过，他不愿留在家里种花椒。为了生活，他们仍要外出打工。只是这一次，守在村中的可能只剩下妈妈。这似乎也是小村注定的结局：地震带走了老人，留下了哀伤，但村子冷清的命运仍将延续。[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