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命，率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见到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1935年9月下旬开始，陕北根据地发生了极“左”的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被逮捕，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错杀。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习仲勋感慨地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分子）连活埋坑都给我们挖好了。”

由于深受“左”倾的祸害，习仲勋在担任西北局书记一职后，对“左”的错误十分警觉。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曾在一月内三次致电毛泽东，观点鲜明痛批“左”祸。

在1948年1月4日致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在电文中，习仲勋还对老区阶级状况，作了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贪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及时遏制了“左”倾形式主义在边区的蔓延。

解放后，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报告的内容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读完非常高兴，于是问薄一波：“你说说，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回答。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1952年，习仲勋奉调到北京，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政务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之久。直至1962年9月，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人诬陷。

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

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

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离开北京，赴广东主持工作。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棘手的事情更是接踵而来。

习仲勋到任不久，就发现广东将近有1000万人缺粮。他心急如焚，马上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调粮，解一时之急。习近平后来回忆说，当时习仲勋听说安徽正在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马上安排母亲齐心和本来要同赴广东上任的黄静波同志一起去安徽学习取经，去寻找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

与缺粮相伴的是广东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

当时，深圳收容站人满为患，收容人数超过10万。由于收容站条件差，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饮用水供应不足，受伤人员得不到及时医治。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

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他严肃地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

为了摸清问题，上任不久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县城考察。在沙头角镇“中英街”，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他心里感到很难受，对陪同人员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对身边的干部说，“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

经习仲勋的处理，偷渡风波很快得到了平息，到1979年11月，全省偷渡人数下降到只有近百人。

风波停息后，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79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奠基也是由习仲勋亲自主持的。有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的儿子习远平在《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一文中回忆说，习仲勋晚年依旧在守望深圳，守望广东。习远平回忆，习仲勋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

2001年国庆，习仲勋给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安然离去。

习仲勋一辈子没整过人，他对动辄整人十分厌恶。

1959年，习仲勋在国务院任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据当时任职国务院信访室主任、在习仲勋手下工作多年的马永顺回忆，那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

“一天，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交给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马永顺回忆说，第二天一早，习仲勋即派他和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此事。

但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的一位负责人向习仲勋同志告状，说马永顺等人去甘肃调查是搜集“阴暗面”，是严重“右倾”思想，要求把马永顺送回甘肃接受批判，此事被习仲勋按下了，未予理睬。更让马永顺感动的是，习仲勋甚至没有告诉马永顺本人，直到1963年西北局开会，马永顺才知道此事。

1990年后，退居二线的习仲勋到深圳养老，仍念念不忘法律、纪律的问题。那年，他专门与深圳市纪委书记李海东谈了一次话，说纪律严字当头，但也要宽以待人，一个人犯了错误要给他空间改正，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倒掉一个却很容易。末了，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李海东说：“你作为纪委书记，也要刀下留人呐！”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习仲勋还曾多次对儿子习近平说：“近平，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对干部有毛病有错误，要先跟他打招呼让他改，要是他还是不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批评教育要从严，但要给人出路。”

习远平回忆，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然而习仲勋却拒绝了，“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

（本文历史资料援引自：《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日报》、《学习时报》、《深圳特区报》、《中国青年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网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