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后最高检为何再做反贪报告

最高检向全国人大汇报反贪工作并无“明文规定”

事实上，最高检向全国人大汇报反腐工作并没有“明文规定”。这一机制产生于1989年，并在其后一度被“搁置”。当年6月，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权力交接的时候指出，要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席卷全国的反腐运动随即展开。当年8月15日，“两高”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10月25日，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作为此次反腐打贪运动的成果总结。这也就是1949年以来最高检首次向全国人大作关于贪腐报告的由来。[详细]

一般，反贪内容包含在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

首任反贪总局局长罗辑表示，过去检察机构反贪污贿赂工作，都包含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里，不可能涉及到深层次问题。反贪污贿赂涉及深层次的问题，该如何预防，如何解决等，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还可以从立法等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详细]

人大听取反贪报告，体现对职务犯罪的重视

3月9日，吴邦国就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反贪污贿赂报告。上一次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报告是在1989年10月25日，24年后最高检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向人大进行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这表明了全国人大高度重视职务犯罪的态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详细]

中央反腐信号：制度化、常态化

国家行政学院李拓教授表示，检察院向人大常委会做反腐报告理所应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于理于法都应行使监督权力。李拓认为，时隔24年全国人大再次听取报告，表明党和国家的反腐力度在逐步加大，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人大的监督职能必须常态化、制度化，而不是迫于反腐的严峻形势拿出来用一用，是要形成工作机制。”

十八大后“十虎落马”为反贪报告平添分量

从十八大召开至今，被免职乃至被依法惩处的副部级高官已经有10位。分别是，李春城、衣俊卿、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王永春、蒋洁敏、季建业。这10人中，至少有五六位是政坛要职。显然，这不能只是一些具体反腐成果的罗列与展示，它应该从反腐实践层面展示检察人的思考与建议，为党和国家的反腐理念、反腐思路提供来自一线的实践支持。[详细]

24年前的反贪报告隐约有运动式反腐的影子

24年前的反贪报告，被称是对当时社会关注的回应，而当年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亦曾有不能“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之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从上至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后规模和力度均为空前的反贪污、贿赂斗争。但是首任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并不同意不同意再次开展运动式的反腐败。他认为这个办法在现在没多大的效果，当年主动自首的官员级别并不高。[详细]

抓贪官就像打蚊子，健全监督体制才能使其无机可乘

抓贪官就像打蚊子。你的蚊帐布满破洞，打死一只，下一只又飞进来了。只有换个不破的蚊帐，蚊子才飞不进来，只有健全监督体制，贪官才无机可乘。“反腐风暴”、“运动式反腐”当中，一些人有所收敛，往往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治标不治本”。比如网络反腐，虽然在反腐、监督等方面，部分弥补了现有管理不足，但也对无辜者带来伤害，甚至背离了程序正义。在报告中，曹建明表示，检察院建立网上举报平台,构建了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一体”举报体系，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这实际上也是为了将网络反腐制度化，将民主与法制结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