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回看雅安：中国志愿者的光与暗

　　当32岁的志愿者汪策意识到危险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刹车！”她大喊。然而，几秒钟后，一块货车车头大小的石头从山间滚落，径直砸在她乘坐的物资车驾驶室里。

　　对讲机里再也没有她的声音。2013年4月22日，这支民间志愿者团队的雅安之行匆匆划上句号，也因此蒙上悲伤。

　　如果不是雅安地震，汪策只是成都一家医药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

　　4月20日，当七级地震的消息，通过发达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传遍全国后，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在瞬间被“召唤”，不少人当即买票，奔赴雅安。

　　在成都工作的贵州人汪策，接到家人的电话。姨父刘永孚记得，他与外甥女的最后一通电话，是当天上午10点多，这个从不让家人操心的女娃大咧咧地说着“没事”。

　　数小时后，正在上海出差的公司区域负责人张虎，在微信群里宣布招募灾区志愿者，汪策第一个回信报了名，一如五年前汶川地震时的选择。当时，她是公司志愿者队伍中唯一的女性，在北川搬药品，在汶川搭帐篷，干的活儿一点不比男人少。

　　4月21日，当张虎、汪策及同伴们忙着筹备物资、开会商量灾区路线时，有关志愿者在灾区的新闻，已经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

　　多家媒体报道，20日下午，从成都通往震区的道路大堵车，很多社会车辆自发前来参与爱心救援。在雅安驶往震中芦山的路上，一辆载有17名战士的因为避让社会车辆而翻车，2名战士牺牲。而成都军区第42医院的两支医务组也被堵在路上，第二支队伍被整整耽误5个小时。

　　21日晚，两名志愿者从成都驱车赶往灾区的途中遭遇车祸受重伤，被其他救援者发现，并送到芦山县人民医院治疗。

　　“志愿者添乱”之争随之在微博中兴起，这是志愿者群体首次陷入这样大规模的舆论漩涡。

　　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汪策的行程。4月22日上午10点15分，她在微信中上传了三张物资车辆的照片，宣布“出发雅安！”在一辆军车的带路下，四辆装满生活用品和药品的物资车，驶向灾区。

　　最初定的目的地是太平镇，“听说那里物资紧缺，什么都没有”，志愿者张敏回忆，由于前晚下过雨，带路的部队人士建议，走一步看一步。

　　“一路上大家心情都不错，有说有笑的。”一起去灾区“做好事”，让这支十余人的团队情绪高涨。张敏记得，在服务站休息时，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泡面。穿着黄色冲锋衣的汪策为几位同事泡了面，张虎用手机拍下了她忙碌的侧面照。

　　这成为汪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1个多小时后，意外发生，志愿者一死两伤。消息传出后，人们心痛又震惊。

　　“如果我提前知道，肯定不会让他们去，”一位熟悉张虎和汪策的女士在追悼会外叹息，“他们对雅安的情况估计太乐观。”

　　如果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德阳小伙儿Wongpok不敢想象，当初贸然组织起一支志愿者队伍去灾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汶川地震后，他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我们的四川”，进驻灾区志愿服务近一个月。然而五年后，当雅安地震再次震痛国民时，他没有再采取类似的行动。

　　相反，他一直在微博里呼吁，民间志愿者不要贸然进入灾区。

　　“我曾是512地震最大志愿队队长，回看过往，只能说添乱与援助功过相抵”。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后不到2个小时，他的微博开始被陆续转发。

　　他不断以五年前的自己作为反面教材。

　　“回想汶川地震时，我们赴千佛山救灾，有通行证却被拦，交涉后被强制要求跟在军车后上山，我们咒骂部队怕志愿者抢功，可不到半个小时，（山体）塌方巨大落石砸中军车。”

　　“汶川地震期间我们有五十辆车上百人，灾区满场飞，结果几十人折腾一天，还没专业物流单车俩人干的活多，剩下的都是添乱。”

　　“那时候真是没有经验”，4月底，坐在成都的Wongpok回想起汶川地震时的种种，仍然不断摇头，他庆幸自己有企业管理的经验，这才没有出大乱子。

　　事实上，民间志愿者在汶川灾后的涌现，一直是民众对2008年的温暖回忆，那是志愿者首次在公共视野中集体亮相，那一年也因此被媒体称为“志愿者元年”。

　　相比雅安地震，五年前的“志愿者”Wongpok，并无过多参考标准和学习榜样。

　　他最初决定去灾区，只是被成都的哥所感染。汶川地震后，很多的哥自发前往就近的灾区都江堰，义务帮忙运送伤员。成都交通广播的麻辣主播孙静在节目里介绍了这件事情，“（孙静）声嘶力竭的，让人听着很触动”。当晚，Wongpok召集起3辆车8个人，开车奔赴都江堰。

　　由于不清楚灾区情况，出发前，他只是扫荡了家附近的2家24小时便利店，把货架上的饼干和纯净水全部买空。

　　在都江堰，Wongpok把物资卸在了专门的物资接待点，连夜赶回成都。他决定做点“更大的事情”，次日，他建立起QQ群“我们一起去救灾”，以此为基础，民间志愿者团队“我们的四川”成立，Wongpok担任队长。

　　对这支成立于灾难中的志愿者队伍，成都本地媒体进行了报道，央视随后介入，团队首次运送物资去什邡的行动，被《24小时》栏目报道。

　　“我们火了，团队也更大了。”Wongpok信心十足，决定搞次大规模的活动。团队最终决定运送物资去安县、汶川、什邡、绵竹，参与车辆有40多辆，“看着这么多车，很有成就感，人都有虚荣心嘛！”

　　然而，问题随即出现。

　　按照出发前的安排，车队要保持队型，每车之间间隔50至100米，但这条绵延数公里的车队一上高速，就不断出现有人超车的现象。

　　“队型全乱了”，坐在1号车的Wongpok最初很生气，但随着超车的人越来越多，他意识到，是组织有问题，他“马上通知车队就地解散，各走各的，在下高速口集合”。

　　让Wongpok恼火的事情接连发生。

　　下高速后，有人在集体加油时不行动，开一半没油了，所有人都要等。有人在路上接到父亲电话，不让他去灾区，队伍又只能再次停靠卸货。“四十辆车在路边停是很招堵的，最后交警赶来给我们开路。”

　　庞大的车队在灾区行动并不方便，抵达首站安县后，Wongpok卸下一半物资，并让这些志愿者返城。然而，十几辆车在山路中继续“添堵”，“基本上我们一停车，后面的车就别想过了”。

　　“我们的四川”最后在灾区服务了约半个月，后期，Wongpok直接将筹集的物资交给物流公司，运送进灾区。他发现，“他们的效率比我们快多了”。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国内仅注册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3392万人，相比2007年时的2511万，增长迅猛。灾难降临时，还有不少国人挺身而出，变成“临时志愿者”。

　　五年间，中国先后经历了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雅安地震，民间志愿者在灾区的出现，已经被民众视为习惯。

　　然而，盲目、缺乏组织、缺乏救援基本知识，这些汶川地震时在志愿者身上出现过的“新手”问题，仍在此后的灾区中重复出现。

　　据《新京报》报道，雅安地震发生后的三天内，工作人员在芦山每天劝返千余名志愿者，《北京青年报》则这样描写芦山县城的场景：人满为患，一些找不到地方住的志愿者，甚至会抢占别人的帐篷。”

　　而在宝兴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称，保守估计来援助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至少有一万多人，“而宝兴县城的常住人口不过1万人左右”。

　　部分志愿者在灾区无活可干，“有志愿者就是去‘灾区一日游’的”，不止一位志愿者指出，在雅安灾区，年轻人穿着志愿者T恤，兴高采烈拍照留念的场景，时有出现。

　　四川青年志愿者总队负责人王静为此很头疼。“报名的志愿者很多，第二天就消失一半，两天之后还能联系上的就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她说，“有很多人在报完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干活，而是要志愿者T恤”。

　　“有些志愿者自己不带粮食装备，反而消耗了灾区资源”，中国NGO救援联盟负责人穆光耀指出。事实上，早在2008年，《广州日报》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就提到过该问题，“部分志愿者没有准备足够的干粮和饮用水，导致给当地部分灾民带来负担”。

　　而信息掌握不及时、缺乏组织，也让不少志愿者跑了冤枉路。

　　在雅安地震灾区，《法制晚报》记者张雷跟随一支临时组建的20人志愿者队伍，运送物资去太平镇，一路遭遇不少尴尬：志愿者装备不足，有小女生居然穿着小皮鞋；队长临时选出，没有当志愿者和管理志愿者的经验；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行走险路。

　　当20人跋涉11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他们才发现军车早已抢通道路，把物资送进来，他们手抱肩扛进来的15箱饼干，基本没多大用。

　　“当年的一批现在都成熟了，问题是，新的一批年轻人，当年由于年纪小或者其他原因错过了汶川地震，现在觉得机会来了”，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李岩对此感慨。

　　相比“新手”对灾区一线冲锋陷阵的热情，老志愿者次雅安地震中的表现，多了一份成熟和理性。

　　“救援一定要专业”，蓝天救援队成员刚子在雅安高山地区救出一名78岁的老人，这也是雅安地震发生72小时后搜救出的第一个生还者。

　　五年前，他独自在北川当志愿者，由于缺乏救援知识，眼睁睁看着从预制板下抬出的一家人死去。

　　受到刺激的刚子像疯了一样，见到废墟就用手去挖，直到一位护士扇他一耳光，才让他清醒过来。

　　两年后，他在玉树地震中加入蓝天救援队，开始接受野外生存、紧急医疗救助等方面的培训，学习做专业的救援人员。

　　不少留守后方的老志愿者们选择在网络中分享着自己的经验。上海志愿者姬中宪先后在博客中发布文章《别让灾难变成救灾者的狂欢》、《给灾区志愿者的10个建议》。作为汶川地震志愿者，他曾经在都江堰生活工作一个月，时隔5年，他反思当年自己的不足，也为“新手”提出实在建议：不带相机、找到组织。

　　而韩寒发布的《地震思考录》，也在微博中引来近50万次的直接转发。

　　“与五年前相比，正规军多了。”中国NGO救援联盟总负责人穆光耀认为，中国志愿者在过去5年里取得的发展，相当于国外几十年的结果，在大灾面前杂乱无章是首要问题，而专业化、组织化，是志愿者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事实上，在此次雅安地震的救援中，民间救援队伍壹基金的表现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地震发生2个小时后，第一拨救援队到达雅安县，5个小时后，第二拨人到达芦山县，物资当晚抵达，次日开始分发。

　　壹基金宣传副总监姚遥介绍，此次他们能快速反应，得益于汶川地震后建立的救灾联盟。该联盟在全国有285家救援机构，都是专业的民间救援队，地震发生后，联盟在四川当地的救援机构当即进入震区。

　　这支民间救援队的筹款能力更令人惊讶。据媒体报道，地震首日19时，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宣布收到捐款14万2813元时，壹基金收到了2240万元，这一对比，被看作是民间公益力量对官方的完胜。

　　而鲜少在微博中现身的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雅安地震后也不断通过微博公布救援进展。同样，因率队进入灾区救灾并备受争议的作家李承鹏，也通过微博公布每天的行进地点和救援物资发放情况。

　　有媒体报道称，此举“不但秀出了救援的专业性，也展示出公信力，体现出中国公民组织越来越成熟的一面。”

　　此外，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组织的志愿者进行联盟，在灾难救援中作用越来越突出。

　　2008年，汶川地震后第3天，四川省512民间救助中心宣布成立，作为四川志愿者支持全国志愿者救灾的平台，该中心主要负责信息查对和物资配置工作，并以最快速度运往一线。

　　5年后，原先需要的3天时间变成了半天。雅安地震发生当天，通过微信搭建起的“成都公益圈”救援平台诞生，14家民间公益组织抱团组成“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分设对外联络部、物资管理部等12个部门，分工协作，避免无序救灾。

　　除了成都本地组织，此次雅安地震中，来自外地的公益机构、民间团体之间的配合也更加有效。4月23日，由29家公益组织搭建的“联合救灾”雅安地震救援公益组织支持中心成立，共同分享灾情信息。

　　经历了汶川到雅安的五年，民众对志愿者的态度，也在逐渐回归客观理性，“志愿者的价值不仅仅是表达善意，而是表达正确的善意”，4月22日，雅安地震第三天，Wongpok的这条微博被转发上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