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疯人院”调查：出逃首领讲幕后隐情

　　“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

　　在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病房里，病人黄自超用广西白话对护工曾超忠说。

　　说出这句话时，黄自超表情平静。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情——在“喹的平”、“奋乃静”等镇定类药物的长期作用下，黄自超在多数时间里保持安详静默，与正常人无异。

　　曾超忠用“朋友”这个词来形容二人的关系——他和曾超忠在这个病房里相处了五年。在这五年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没有别人能担任“朋友”这个角色。

　　每次注射完药物之后，他的情绪都会瞬间平静下来。这时，他会和曾超忠谈谈心。然而，曾超忠在多数情况下也是个淡漠的人。于是，二人交流过程中，时常会陷入片刻令人难以预料的缄默。

　　在最清醒，暂时度过头脑中的精神荒漠的时候，他会跟他的护工朋友吐露最真实的心声。他会说，他真的好后悔杀掉了自己的老婆啊。

　　2008年以前，黄自超住在位于藤县太平镇善庆村的家里。在堂妹黄锦华看来，除了比较沉默之外，这位堂哥平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这一切，在2007年底发生变化。

　　在没有明显诱因起病的情况下，黄自超开始出现自言自语且内容紊乱的症状。他有时说“有人害他”并感到害怕。他晚上睡眠差，还常在房间里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因经济条件有限，家人未予重视。黄的症状反复发作，时轻时重。直到2008年4月，他毫无理由地提起了菜刀，把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的妻子砍倒在了血泊中。

　　家人发现这一幕时，黄自超正在向自己的头上和脸上挥着刀。偏远静僻的小山村里，谁也没有见过这样骇人的一幕。

　　广西南宁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将黄评定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经家属同意，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协助将黄自超送到了藤县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父亲黄位荣又哀又恨，从2008年大儿子被送到精神病院开始，他就从未期待过大儿子能回来。堂叔黄进金总是决断地说：自超的病肯定治不好的。

　　60公里以外，黄自超开始了精神病院中的生活。刚进去时，他的暴力倾向仍然在病房里释散着，连护工曾超忠看到了也会害怕：“他们发作起来不认人的，常常说一些打啊杀啊的。”

　　在发病期，日常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会荡然消失，唯一所能依靠的方法就是药物“镇压”。在按规律服用一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后，黄自超和其他病人一样，渐渐静寂，也渐渐清醒。

　　几年过去，精神科对黄自超出具了新的诊断证明：未见明显乱语，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协助他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与病友相处还算融洽。

　　但是，和家属联系沟通后，医院“领回去继续服药治疗”的建议却没有得到同意——没有一个家人希望黄自超回家去。

　　没办法，医院只得继续收容他。一位精神科的护工在和记者聊天时苦笑说，能出院却出不了院，这是不是也算你们要找的“被精神病”？

　　7月5日晚，积累了五年多的怨念集中爆发了。

　　晚上8点左右，就在护士刚刚送来药、曾超忠准备锁上病区的门时，黄自超对他的护工朋友下手了。

　　他从后面搂住曾超忠，呼喊着同病房的病友来抢夺这名护工身上的钥匙手机和钱：分别用于开门、联系家人和回家的盘缠。

　　一个细节可以证明黄自超的冷静：黄自超当时从曾超忠身上抢来了一千元钱，自己只留下一百元，余下的当场还给他。

　　没有来得及对他的护工朋友说句话，黄自超带头跑出病房，身后跟着的是同屋的6名病友——这就是事后被定义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院群体。

　　看到大门洞开后，又有35名病人明白过来，叫着好跟了出去。一时间，42名精神病人浩浩荡荡地走出精神科病房。值晚班的几个医生、护士根本不敢拦。

　　跑出医院后，这群病人一路向东，去往梧州市方向；一拨向西，去往藤州县城。医院门口的摩托车机修店里，店主陈强正在洗涮收拾，突然间看到眼前十几个人正在排成一列兀自向西走，有些人行动迟缓，走路甚至不摆臂。

　　等陈强明白过来出事的时候，警车已经纷至沓来了。市县领导们坐镇医院指挥部，200名警察、县城管、县镇村各级干部400名全部出动，一场搜寻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黄自超走对了方向。要回太平镇，所途经之路就是向西走的藤州大道。然而五年没有出过门的他，在飞速发展的藤县县城里有些迷失。

　　当搜寻人员在午夜12点发现他时，他还在县城的文化广场看大家唱歌、跳舞。真热闹，这是他5年来没有看过的景象。此处距离精神病房只有约6公里，这只是到他太平镇善庆村家里路程的十分之一。

　　黄自超向往着家，而远在60公里之外，善庆村的家人们也得到了消息。只不过黄自超的堂妹第一反应是：“我听到之后都怕死了！”她非常惧怕这个堂兄回来以后会对家人造成威胁。

　　逃出病房4个小时后，黄自超回到了这里，又看到了护工曾超忠。“对不住啊，犯病了。”曾超忠没有说什么。

　　后来，他们听说，有一个逃到梧州市区的病友，想要向在那里的弟弟借点钱，结果后者怕哥哥闹事，直接打电话向医院告发了哥哥的所在地。

　　次日清晨，搜寻人员在梧州市太阳广场的早点摊位上找到这位病友时，他还觉得，自己可能从此自由了。在这位病人家属的帮助下，最后一批脱管病人被找到，搜寻工作结束。

　　70岁的黄位荣刚刚做完农活。他拎起沾满泥浆的裤管，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独坐在竹椅的小孙女。

　　面对记者，他反复用白话强调着一点：不能让大儿子回来。弟弟黄位森翻译他的话道：“他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据堂妹黄锦华介绍，黄自超的大女儿已多年没提过父亲，不但没有过去看望的想法，甚至还刻意回避着同学们的目光。

　　“精神病在农村很受歧视的，”县卫生局局长刘羡杰说。胡超云副院长介绍，在藤县农村，有些人考虑到病人的隐私，不选择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有的精神病人一旦入院，今后就会遭到歧视，出去找工作都会有困难。

　　从现实角度来讲，黄进金倒是明白自己堂侄不能回家的道理。“医院可以让他回来，在家里用药物治疗，”黄进金指指一屋子的孩子，“但是，这个家里面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谁懂得让自超按时吃药治疗？如果再反复发作起来，怎么得了？”

　　在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超云看来，家属不配合分流还只是个小问题。近来还有更多复杂、没有头绪的问题在困扰着这位精神专科医生。

　　“按照新《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入院、出院等一切都遵从病人及家属意愿，那么当医院诊断病人基本康复或可以出院归家继续服药治疗，而家属不同意接收病人，要怎么办？”

　　胡超云向蜂拥而来的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够解答，包括黄自超本人。黄自超又回到了精神科的那间病房里，和六七名患有其他精神病症的病友同住一屋。

　　精神病院内的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吃药、散步、看电视，夜晚听着墙上的排风扇呼呼转动。

　　唯一不同的是，这几天，连仅有的“朋友”曾超忠也不理他了。

　　(资料源自《北京青年报》、《重庆晨报》、《扬子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