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与黄家驹：斗士不朽

纳尔逊曼德拉44岁时，被关进大西洋上的罗本岛监狱。他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了700多个日与夜。在他不可知的未来，还有9000多个日夜等待着他。

他的人生本来有许多走向。他可以接替叔叔成为部落酋长，或者操着荷兰语成为一名出入上流社会的律师，但为了那黝黑的肤色，以及无数因为肤色遭遇种族迫害的同胞，他选择了呐喊与抗争。即便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这信念也从未磨灭。

罗本岛上的囚室阴冷狭小。他的世界缩小到4平方米。通过窗口栅栏的缝隙望去，只能看见荒凉的山脉和天空的一角。

他拒绝穿象征罪犯的短裤，哪怕被长期关在禁闭室。

禁闭室内没有窗，高悬的灯泡24小时散发冷漠的白光。那里没有声音、没有时间、没有书籍和可倾诉对象。他在自传中写道，他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有时甚至想和蟑螂聊会儿天。

最终，他的坚韧换来胜利。他穿上了长裤，但抗争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他反复抗争下，狱方同意他在铁窗内函授学习伦敦大学法学硕士课程。

在一张三角板凳充当的书桌前，借着走廊长明灯浑浊的光线，曼德拉自学了经济学和外国语言，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

从比勒陀利亚、罗本岛，再到波尔斯摩尔，几家监狱对这样的囚徒束手无策。他在囚室内原地慢跑、用蜡笔作画、在监狱楼顶用铁桶种菜养花。

他身体被囚，但心灵早已自由。

当曼德拉被囚铁窗时，1983年，为他写歌的黄家驹21岁，正背着吉他奔走于尖沙咀、铜锣湾和跑马地的月光下。

那一年，他刚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支乐队。乐队定名beyong，意为超越。黄家驹说不是要超越他人，而是要超越自己。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原本希望儿子学来一技之长，安稳度过庸常的一生。黄家驹做过装修工、办公室小弟和电视台的布景员。然而，别样的梦想早已在他心里扎根。

17岁时，他捡到邻居搬家剩下的一把吉他，从此如痴如醉。他想唱歌给世人听。

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在醉生梦死的香港，摇滚乐是边缘地带。人们更习惯听男声女腔的歌手唱那缠绵不休的情歌。黄家驹不喜欢，他希望音乐能传递更多力量。

乐队组建后，几个年轻人在奶茶店畅谈理想。因为没钱，每次只点一杯奶茶，奶茶越冲越淡，最后已经看不到颜色。

黄家驹从家里借出几百元，开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从搭建舞台到绘制海报亲力亲为。他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假借在街头做音乐调查，实际上是推销演唱会门票。票价很低，仅仅10元。

从一场场地下音乐会启程，beyond开始书写自己的神话。然而最初，组建乐队在外人眼中只是一个笑话，

黄家驹和同伴辞去工作，四个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内。每天只是练习音乐，没钱吃饭，便靠面包充饥。吉他琴弦断了，也只能凑合继续弹。

“父母觉得搞这些是没有前途的，不如找一份踏实的工作，父母问我想成为谁，我答不出，但是我不能没有音乐，总之没有音乐我会死。”

曼德拉从来没绝望地等待死亡。在罗本岛，漫长的抗争之后，曼德拉甚至拥有了一个小小的菜园。狱墙边的泥土中，番茄和洋葱放肆生长，享受着阳光的味道。

他一点点照亮周遭晦暗的世界。他给麻木的囚徒布道，为他们勾勒未来崭新的南非；他安慰家属遇难的白人狱警，听狱警倾诉悲伤，甚至在多年后，成为狱警孩子的教父。

他的影响力从栅栏之中远远扩散开去。他的一举一动成为世界焦点。1981年，1万余名法国人联名向南非驻法使馆发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全球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50多个城市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英国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恢复曼德拉自由。

1990年2月11日，波尔斯摩尔监狱门前，乌压压的人群焦急守候。这一天，是曼德拉的释放日。他走出铁门，迟疑片刻之后，高举右拳，欢呼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的眼睛在罗本岛上时被石灰刺伤，害怕闪光灯的光亮，但面对期待的人群，他还是坚持说完了斗士的宣言。

“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让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那一年，曼德拉71岁，他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22岁那年，黄家驹的音乐征途也开始起步。终于有经济公司和beyond签约，但只是看中乐队成员的青春外形，对他们的音乐并不认可。1985年，黄家驹和同伴用打工的钱自费出了第一张专辑《再见理想》。

黄家驹从未和理想再见，哪怕嘲讽和指责如影随形。一片情歌声中，他的目光始终在更广阔之初。

1988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黄家驹以时政为背景创作了歌曲《大地》， “我会比较留意社会时事，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没感觉，但听到外国的新闻，如战争或政治问题，我会留意，别人未必有兴趣，我会很自然去关心感觉它。”

《大地》很快走红。此后，黄家驹的琴弦上，一首首批判现实或传递亲情的金曲陆续诞生，beyond也最终坐在了香港乐坛的第一排。

成名之后，黄家驹开始了与商业模式的长久抗争。无休止的颁奖典礼，无休止的出版限制，歌迷疯狂的追捧，娱乐节目和电影导演的一再邀请让他感觉痛苦。“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班人，你在谈论音乐，周围人在聊化妆品，购物和跑车，虽然不情愿沦为别人的赚钱工具，但是也渐渐明白这就是这里的生存法则，每当回到band房，已经精疲力尽，但我们至少还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重拾自我。”

那个时代，香港正处于彷徨的十字路口，对回归的恐慌引发移民浪潮。殖民政府对时局的神经长期绷紧。打压的阴影笼罩着黄家驹。

“我们只是有话要说，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我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没有谁对谁错，我们做音乐从来不是为了要打倒谁，但是要我装聋作哑的去扮偶像歌手，我反而更辛苦。”

他从不屈服。1991年，beyong终于登上香港最著名的红馆舞台。在台上，抱着吉他的他说：“我们beyond永远会弹奏到手指不会弹为止，坚持我们，坚持乐队的信念。”

可是，无休止的商业炒作占用着他的创作空间。当时歌手为了成名，只能到电视节目中扮演小丑。失望之余，黄家驹说了那句名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

同行因此猛烈抨击，他不为所动，“只要身为音乐人，便有资格发表意见。”

他的眼界早已不限于狭小的海湾。1990年，他和慈善团体前往非洲，并创作了著名的《Amani》，祈福世界和平。歌声永别于凌厉的批判，带着温暖的颜色。

他说，音乐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光只有愤怒。

愤怒从来不是曼德拉的抗争手段。他习惯用隐忍和宽恕对抗不公的世界。

“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多年之后，他举办画展，展示在狱中的蜡笔画作。画作从不用“黑暗、阴沉”的颜色，只有用鲜艳轻快涂抹出的乐观。

出狱后，他为缝合肤色间的裂痕四处奔走。他在贫民窟前演讲，在白人警局前演讲，在暴乱的现场演讲，直到站在总统的讲台前。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5月11日，他宣誓就职。

宣誓当天，除了各国政要，还有几位特殊来宾。他们是罗本岛上的白人看守，曾对曼德拉殴打虐待。

然而，曼德拉将他们邀请到了就职现场，并在演讲前起身向他们致敬。世界在那一刻，变得如此安静。

就职演说中，他说：“……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人民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此刻起，曼德拉的理想变成现实。崭新的非洲开始迎接世界的审视。无人能及的声望，让他本有望连任总统，但1996年新宪法通过后，曼德拉明确表示不谋求连任非国大主席，并将在1999年任期届满时辞去总统职务。

比对抗牢狱岁月更艰难的是拒绝诱惑。但曼德拉很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追求的平等和自由已深入人心。

退休后，他投身公益，创办儿童基金，展开艾滋病预防运动，并成功推动南非举办足球世界杯。

他拒绝神化自己，“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年轻时，他曾参加过拳击比赛。他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成为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事实上，作为斗士，在命运的舞台上，他早已没有敌手。

晚年岁月中，他有时会讲起出狱那一刻的心情，“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能接受生命中的挑战，连最奇异的梦想都可实现！”

“我很佩服曼德拉，20多年的牢狱，不知他怎样耐过这段孤独岁月，但我知道一定有坚强的信念支撑他。在香港做音乐，做乐队很难，很孤独，这条路注定是long way without friends（乐队早期一首作品），我这辈子不会转行去干别的，就是做音乐了，我亦相信人定胜天的，终将有那一天……”

1990年，曼德拉出狱，黄家驹为此写了著名的《光辉岁月》。面对媒体时，他如是评点他和曼德拉的关联。

那一年，黄家驹正被鲜花和掌声簇拥，可是他并不开心。

香港乐坛并不尊重音乐，到处充斥着翻唱歌曲，“哪里有音乐，都是商业，音乐只是用来赚钱的，音乐人和乐队根本就是没地位的，你看看每年获奖的都是什么人，都是红艺人，唱两年歌就去拍电影了，谁还管什么音乐的好坏？”

一度，beyong试图去适应这种法则，“做的久了，半夜会惊醒，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音乐人，还是一只鸡？那时beyond获奖无数，但是最高潮并非在颁奖礼上，而是在我们的band房，一个个XX最佳团体的奖杯，被棒球棍砸为几截，然后丢到垃圾箱里，那一刻，我们才重拾自尊。”

黄家驹将他的音乐定义为革命。当革命的脚步受阻，他选择突围。

1992年，beyong转战日本发展。一切又回到创业初的景象。1993年，迫于发展，黄家驹参加了一档日本游戏节目。因不慎坠落，匆匆离世。天才的音弦就此崩断。

他倒在了向自由朝圣的路上，但他的理想并未因死亡而消散。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摇滚音乐注入香港乐坛，他所传递的精神也被更多人铭记。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许许多多的奖项追加给这位死时只有31岁的年轻人。一代代歌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他致敬。

每逢周年，香港地铁内总会张贴印有大大“驹歌”的海报。海报下有一行小字，“我们都是听他的歌声长大的”。

许多年后，beyond剩余的歌手谈起他们的兄长：“有时会想，如果家驹活到现在，面对如今的乐坛他会怎么做？哪怕再无助，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到底，因为那就是他。”

黄家驹的墓地安置在香港将军澳的山头上，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生命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做过什么。”

2010年，南非世界杯召开。央视在转播开幕式时，特意播放了那首《光辉岁月》。主持人说：“据说中国使馆的朋友曾拿这首歌给曼德拉听，并把歌词内容翻译给他，老人听完不禁动容。”

此时，距离黄家驹辞世已有17年。许多90后开始哼唱他的歌。他们或许不知道《光辉岁月》和曼德拉的关联，但并不妨碍理解歌声的内涵——那是曼德拉和黄家驹追求一生的平等和自由。

2013年这一天，我们送别曼德拉。与斗士的告别，其实无需哀伤。只要相信他们所坚守的信念，他们将永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