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平反出狱的第8天，医生从姐姐念建兰的腹腔里取出了一块肿瘤——那是为弟伸冤的8年里，厄运留给她的最后痕迹。
2014年的8月22日，在经历了四次“死刑“后，念斌终于迎来了无罪的终审判决。他后来对记者们说：审判长宣告他无罪时，他感到“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
这8年念建兰如同被关进了另一个监狱里。为弟伸冤的8年里，她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生活，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婚姻……这些都成为他们推动“法治中国”的代价。然而，对于念家而言，代价又何至于此。
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多家媒体询问念建兰对于“依法治国”的建议。她用了最通俗的三个字——“接地气”。
“落实到实处，不要高喊；要责任到位，监督到位。”
1 如果法律失去公义
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那些日子里，念斌梦到自己死了——注射器里的药物正慢慢终结他的身体，而村里那些死去的人们正站在的面前……
那时候，他高烧了七天，烧得想要放弃自己。在醒来前，他开始向自己的神求饶：“如果我真的出不去，请把我的灵魂带走。要不然，请给我力量……”
他的手铐连着脚镣，脊柱已经变形，小腿神经早已坏死。姐姐念建兰说：“司法要保障人权，最起码要像个人在监狱里，像个人活着。念斌说他连一只狗都不如，狗打一下还会跑。”
那是2010年念斌刚刚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死刑判决——福建高院在第一次驳回了福州中院的死刑判决并发还重审后，在第二次却维持了中院的死刑判决。
那些日子，念斌害怕天亮，铁门打开，或许意味着他要上路了。
姐姐念建兰为他寄来一本《圣经》——这成为念斌对于司法绝望后，唯一的自我“拯救”。
在一次次经历司法的希望和绝望后，姐姐念建兰自己却开始怀疑神的“公义”：“明明一个无辜的生命要被错杀，你为什么就不能显现出来？”
2009年，念建兰唯一一次在法庭之外见到了念斌。他由平潭县看守所被转移到了福州市看守所。听到消息的姐姐守在门口，50米的距离，她看到弟弟从车子走下，带着沉重的铁链。她只喊了一句：“念斌”。弟弟呆呆地望过来，脸上没有表情。“厚重的铁门打开，我就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什么力量都没有。”
当初，她放弃一切，决心要救下弟弟，等来的结果法院不断地“死刑”、“死刑”、“死刑”……她说：“古时候还可以击鼓鸣冤，我什么都没有，劫狱是不可能的，但是依托的法律，又有失公正，我还能做什么？”
这似乎成了念斌案为“法治中国”留下的难题：除了司法，还有什么能救下一个即将被冤杀的人？如果，当司法本身也失去了它的公义？
当司法途径无法为念斌平反，念建兰也学着人家去上访——她被盯梢，被监控，每天被两辆车守楼下。“你说上访，就是走入一种绝境，上访只是墙上画了一个假门。这个墙，你用你的生命，你的青春，是推不进去的……”她无助的坐上北京地铁，有时候却希望列车永远不要停下来。
她明白：“（即使在激烈的行为）无非是引起关注的噱头，最后还是要讲证据，游戏规则里面定的。当时劳教还没有废除，律师说，你一旦被抓回去，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我慎之又慎，毕竟（念斌）是死刑立即执行。我不用被关太久，就三个月，念斌可能出来就是拿骨灰了，我没机会了。”
2 念家的噩梦
“我们遵纪守法，但一墙之隔的邻居，你能保证他的安危吗？”
念家人的噩梦正开始于邻居的悲剧。2006年7月27日的那个夜晚，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邻居丁云虾家和陈炎娇家一同吃晚饭。寡居的丁云虾带着三个孩子，租住在陈炎娇家里，同时租用陈家的临街店铺开食杂店。
两家分别吃自家煮的稀饭，一起吃丁云虾家铝壶中的水做的青椒炒鱿鱼和煮杂鱼。当晚丁云虾10岁的儿子俞攀和8岁的女儿俞悦相继出现腹疼、头疼、呕吐和抽搐等食物中毒的症状。两个孩子被送到平潭医院后经抢救无效。
平潭警方经过侦查，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平潭警方当着念斌4岁孩子的面，把念斌从家中带走。
按照念斌的说法，他随即被平潭刑侦大队民警翁其峰和另外两名民警刑讯逼供。在“咬舌自尽”的抗争失败后，他不得不“交代了作案经过”——因为，他不说，民警就威胁“不然把你老婆也抓起来”。
“不把人命当人命。”——从未经历过这一切的念建兰无法想象：当司法偏离了它原本的轨道，将普通人变成杀人犯竟是如此简单：
平潭警方随即封了念斌的食杂店。案件仍未进入司法程序，刑警大队长游经飞就站在食杂店门口，当众宣布：投毒案靠破，凶手就是念斌。
那一天，愤怒的被害者家属在众目睽睽之下打砸了念家的房子。如今念斌的房间依旧保持着被打砸后的样子——彩电、冰箱的碎片散落一地。
面对愤怒的死者家属，念建兰也尝试报警，刑警大队长游经飞在电话里说：“你还敢来报警？你弟弟投毒杀人了。”
在警方提交为认罪口供的预审录像中，念斌交代“投毒动机”是：丁云虾抢了自己的生意，便将氟乙酸盐鼠药投入她家的水壶中。
然而，就是这段录像被念斌的律师张燕生发现有着明显的剪辑痕迹。后来，出庭接受质询的4名警察当庭承认该录像中断一个多小时——而这段时间，恰恰是念斌从不承认投毒到承认投毒的关键。
让念建兰觉得荒唐的是：在律师的指证下，当地警方拿出一份加盖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专用章”的《检验意见书》，证明这段录像“未发现检材所记录的录像内容经过剪辑、整合技术处理。”
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理化室主任李航麒，也成了念斌被四次判决死刑的关键人物。他在两死者的呕吐物、尿液、血液中检出“氟乙酸盐成分”的报告，让侦查对象由最初的怀疑对象转向了念斌。
直到7年后，2013年7月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开庭审理念斌，在律师和专家的努力下，警方才终于将一直被称为“机密”的质谱图，递交给了法庭——这份党建差点将念斌送上黄泉的检验报告，如今最终成为全案被推翻的一个关键。
在为念斌伸冤的专家团队中，来自香港的专家发现了最荒唐的事实：经过对质谱图的分析，当年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理化室主任的李航麒给出鉴定中，死者的尿液质谱图，竟然与实验室的标准参照图谱一模一样。
后来，谈起“依法治国”，念建兰对我们说：她希望这些公安部门内的鉴定机构，能像香港一样独立出来。“因为命案的压力，公安自侦自鉴自查，那么何来的公正？”
当然，她更希望那些司法工作者能忠于法律，“把责任分摊到个人，监督机制健全： “（司法工作者）如果你是为领导服务，而不是忠实于科学、忠实于法律，再制订五百个法律都没有用。我觉得这个很关键：没有法律的意识，只忠于长官。”
然而事实是：在“投毒案”告破后，当地警方开始了论功行赏。主办此案的平潭县公安局侦查员翁其峰，被提拔为县刑侦大队的中队长——至今无人因念斌案而被问责。
3 被错过的纠错
司法错了么？对于念斌案，司法本身并非没有自我纠错的机会。只是在一次次的发还重审的过程中，机会被一次次人为“错过”。
在最初的二审中，发现问题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还福州中院重审。然而，当福州中院再度判处念斌死刑，福建高院却通过了念斌的死刑判决，并将死刑判决送最高法复核。
那时候，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多年坚持自费为念斌辩护的律师张燕生哭了：“作为一个法律人，明知公安机关的证据漏洞百出，可法院居然可以视而不见……”
即使如今，念建兰也并不觉念斌案的平反可以复制，她甚至并不觉得它归功于法治的胜利。她对我们说：“我觉得就像彩票中奖一样，是因为这些正义的专家、律师坚守他们的良知，即便在高压之下，他们依然在坚持。”
她讲起一位老专家为了念斌给福建高院写了几封信：“他说自己的职业良知在谴责，无法忽视这个生命。因为是这些专家们对科学的敬畏，还有网民们的关注，记者朋友的关注。这些跟法律没有关系。”
当然念建兰也承认，司法制度的几次进步，同样救了念斌的命——用律师张燕生的话说：念斌的命运，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
2006年，最高法确定了将在第二年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全部收回，这让同年被捕的念斌有了生的机会。念建兰说：“最高法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司法改革，就是把死刑复核权收回。要不然得冤死多少人？念斌早已不在了——发现这么多问题，福州中院依然（判念斌）死刑。”
那时候，司法给了念斌案第二次纠错的机会。最高法法官不仅约谈了念斌案的专家和律师，还特意飞到福州会见念斌。这一年，恰逢最高法院发布“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那位法官告诉念斌：“不论以前怎么说，即便说这是你做的，我们还是要看证据。”
当最高法驳回福建高院的死刑判决，念建兰再一次看到了希望，但是福州中院给他们的答案仍是“绝望”——第三次判处念斌“死刑“。
她不再哀求，而是控告。
她说：“检察院为公安背书了这么多年，职业伦理在哪里？良知在哪里？没有，缺失了。你说司法，同一本法律却出现截然不同的问题。最高法的法官能发现问题，福建法院却发现不了问题？”
当念斌被宣告无罪，最高法机关报《人民法院报》如此写道：“要防范出现下一个念斌案，就必须坚决革除司法潜规则，把其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挤占其生存空间，让其无处遁形。”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则在两会上明确表示，即将公布的司法改革方案中，就包括建立案件质量的终身负责制。
念斌案同样见证了新刑诉法的实施。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诉法中，加入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这使得当年的7月4日，念斌案在福建高院第三次二审开庭时，警方被迫向法庭提供了念斌案检验所依据的质谱图，而当年侦查人员以及鉴定人员也均得以出庭作证。
也正是在这最后一次纠错中，念斌案的造假证据终于浮出水面。
4 “没有追责，一阵风就过了”
当法律的公正终于到来，厄运是否立刻会随之烟消云散？
念斌的答案是：如今，仍活得像个逃犯。
念斌一直难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想回家；想为父母扫墓；想为没能送终的父母烧去宣告他无罪的判决。至少现在，他回家的路依然遥远——他与家的距离，也是这个国家距离“法治”的距离。
在人们心中，很多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在受害方丁家人心中，即使法律还给念斌清白，念斌仍是逃脱了死刑的杀人犯——这信念在警方宣布念斌是凶手的时候就深埋在心中。他们拿着警方提供的、被剪辑过的“念斌认罪”录像，在当地最繁华的地段播放——并要求严惩“凶手”。
“他们恨错人了。”8年了，念建兰也曾想过向丁家人解释，却一直没有机会。宣告念斌无罪的庭审中，激动的丁家人跑到法庭，辱骂念建兰，就连为念斌辩护的律师斯伟江和张燕生也遭到攻击。念斌案平反后，为了讨个说法，丁家人又搬进福建省高院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接待室里住着。
对于同为受害者的念家，如今仍然没有人前来道歉——却有人故意引导议论，把念斌案说成“中国的辛普森案”。在念斌回复自由后，澳前镇综治办为了避免丁家受到刺激，反腐叮嘱念家“不要放鞭炮”。
那些来自丁家的辱骂声让念建兰委屈，甚至改变了她之前对于信访的态度——“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突然间觉得，挺难过，开始打消我之前的认知。”
她一度幻想丁家跟他们形成合力，一起“追查真相”。她可以请帮助过念斌的律师和专家帮他们。她相信“雁过留声，每一个东西它物体的抛物线，绝对有痕迹”： “到了这个点上，其实临门一脚就打开了，哪怕今天打开的是氟乙酸盐，你继续抓（念斌），没问题。”
她觉得悲哀，一厢情愿。
弟弟出狱后，念建兰一直想要追究那些制造了“念斌案”的错案制造者——往大了说，这是为了推动法治进步，为了让权力得到约束，为了不再出现另一个念斌；往小了说，她知道，只有如此，念斌才能真正恢复名誉，才能真正“堂堂正正地回去”，才是真正的洗冤。
律师和专家们都曾告诉念建兰，追责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她仍然固执地想要把不可能继续下去。念建兰说：她最担心因为没有追责，念斌案的影响一阵风就过了：“他们内心对生命没有产生敬畏，冤案依然会出现。”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夕，念建兰和我们说起自己对于“依法治国”的建议：“喊了很多种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律制订的不少，但是就没有做到位。我觉得说句很通俗的：请接地气——落实到实处，不要高喊；要责任到位，监督到位。”
她说起那些曾用血泪切身感受过得司法弊病，就像说起医生刚刚从她体内取出的那颗肿瘤——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为“法治中国”治疗旧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