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者获怜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给了钱”和“女孩主动”成为性侵者的通行证
在村民眼中，小雨并不值得同情。因为老人们性侵后给了钱，也没有遇到激烈的反抗。有村民愤怒地说：“都是那个小女孩主动的，去到人家老人屋里，‘你有钱吧，要不要啦？’‘30块都没有吗？’就这样的，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尽管这样的说法也只是一面之词，并没有更多的事实依据，但这样的理由在乡土社会中无疑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即使是小雨的父亲庞玉强，在面对“你女儿是在卖”这种说法时，也还是会一时语塞，嗫嚅一下，“他们说是卖哦，哪有30块来卖的？”他自问自答地辩驳。[详细]
而在乡土社会，法律更不是解决问题的首选
在村民看来，这件事本身就不光彩，家丑不可外扬，遇到这种事就应该默默承受，而小雨的父亲居然最终选择用法律武器，对那些“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事情”的老人下“如此狠手”。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理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详细]
小雨爷爷与村民关系紧张，也是重要原因
除了这些原因，小雨爷爷与村里人曾因田地纠纷而关系紧张，恐怕也是村民冷漠的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写道：“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一边是与自己关系紧张的小雨爷爷，一边是“从来都没有做过犯法事情”乡里乡亲的老人，村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详细]
“性别歧视”在乡村仍根深蒂固
村落自古以来就是父系村落,至今亦然。留守女童生活在农村社会中,农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性别相关的文化,就是重男轻女的文化。普遍贬低妇女,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经常否认她们的作用,是中国农村文化的特点。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留守女童几乎是农村最弱势者，即便遭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也难以获得外界的同情和帮助。[详细]
那么，被性侵女童真是主动在先吗？
即使小雨真有“堕落”的行为，也是成人失职
农村留守女童自己因其智力和阅历的原因，并不知道性的危险性, 性安全的防范意识缺乏。同时, 学校性知识教育缺失以及留守女童的监护人对性安全的不重视也加大了留守女童性安全防范的难度。退一万步说，即使小雨真如村民所说，有“主动”的表现，那也是成年人的失职，是社会、家庭的失职。哪怕当时的情境是你情我愿，作为有人性的人也不能泯灭道德，所以，性侵者接受法律的惩处并不冤枉。[详细]
而“引诱在先”几乎是类似案件的共性
仔细分析这些年类似的性侵女童案例，就会发现施暴者一般都是熟人，如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其中老年人作为较特殊的群体，占比例相当大。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年的研究报告表明，在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中，该中心统计的340个案件中5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有45件。其中，发生在农村的比例特别高，占该类案件总数的82.2年龄最大的侵害人83岁。老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详细]
留守女童性侵案难查难办，当事者频陷困境
从媒体已经报道的留守女童遭受性侵案件来看，这些案件普遍具有发现难、取证难的特点。之所以具有这两大特点，主要是因为性侵案件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多数女童在遭受性侵害之初不会对任何人说，在发现之时一般都是数月，甚至数年之后，此时相关的重要证据早已消失。在农村，此类案件大多数的侵害者与被害人都较为熟悉，有的甚至是关系密切的亲属，因此很难被察觉。加上这类案件发生地点隐蔽,受害人年龄小对情节表述不清,证据单一、不法分子易翻供等原因,导致打击难度较大。因此，受害者及其家庭往往陷入难以自证的境地。[详细]
乡村伦理沦陷，如何拯救
被“洗劫”的乡村造就了小雨和性侵者
留守女童遭遇性侵不断出现，在一次次个案声讨的背后，其实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乡村的伦理沦陷。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传统的乡土中国经历过一次次冲撞毁损。祠堂被砸，宗族解体、乡约被废，告别乡绅治理，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民间社会秩序不仅失去精神纽带，也丧失了自治规则；这些年，各种“故乡沦丧”的悲剧，都在表明一些地方的乡村正在让人变得幽暗消极。当传统道德伦理式微，当运动与革命的破坏性没有得到文明与法治的修补，处于伦理沦陷中的乡土中国，必然会支付太多的人性代价。
而农民工的来去，仿佛一场洪水，洗劫乡村的一切。某种意义上，孩子仿佛一群被潮水抛到岸上的小鱼，让人感觉到危险、窒息。而孩子就生活在这被“洗劫”的乡村，面临那隐藏在背后的罪恶。 [详细]
农村无法呼吸，城市也将窒息
美乡村的伦理伦陷，是这个社会无法承受之痛。无数在礼崩乐坏之后不再受宗法礼俗约束的幽暗人心，正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地带，游荡在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那种差序格局中。在这时候，如果不能重建一个文明的乡村社会，重树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系，处于迷乱状态的人性与人心，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文明的出口，人们就会面对更多的人性灾难。有人说，“一旦农村无法呼吸，那么城市也将窒息”。因此，必须对此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