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并轨，没有想的那么美

养老金并轨并不意味着待遇并轨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养老改革将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的原则，妥善处理改革前后退休人员待遇水平的平稳衔接。对改革前已经退休的“老人”，继续按原来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保持已有待遇不降低。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实行新制度，建立新机制。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按照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原则，在基本养老金中除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再加发过渡性养老金。同时建立职业年金，以更好地保证退休待遇。

　　由此可见，“并轨”，并不意味着待遇水平的降低。同样，“并轨”也不等同于“制度融入”以及“各群体待遇拉平”。此前时任人社部副部长的王晓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已表示，“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确保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不降低。”

　　而在2014年7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也曾明确表示，关于“养老并轨”，中央标准的提法是“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不是说这个制度并到那个制度里面。总的方向是各类群体实行大体相同的基本制度模式，同样的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从制度上实现公平，在规则上实现公平，不存在将哪类群体并入其他群体的设计，更不是把各类不同群体的待遇拉平。

职业年金或造成“隐性双轨制”

　　很多学者在呼吁养老金并轨时曾期待，如果能够实现养老金并轨，对于养老金缺口是大大的好事。因为机关事业单位多是稳定性强、持续缴费的机构，一旦将其纳入社会统筹，相当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直接放进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池子里。而且更是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被公众诟病的公平性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改革初期或分三类养老基金，并轨初期，三个“池子”的资金并不互通，只为所属人员发放养老金。

　　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基金初期和城镇职工不在一个池子，那么对养老基金的补充，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国家为了做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甚至还将一次性和长期投入大笔的资金。而因为基金不在一个池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替代率要高于普通城镇职工，特别是为了减小阻力，要做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基金，财政将为此投入巨资。不过，长痛不如短痛，有机构曾计算过，2010年中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年支出总成本约有2000亿元，2020年约7000亿元，2035年约为2.7万亿元。越早启动改革，成本其实越低，阻力相对越小。

　　而为了解决最核心的“替代率”问题。养老金并轨同步将为机关事业单位推出职业年金计划。而大部分企业不会给员工购买职业年金，因为企业各种负担本来就很重，至少大部分企业不会额外在这方面增加支出。而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公务员不同，政府机关给公务员购买职业年金不花自己的钱，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一旦做实职业年金，意味着公务员养老金和城镇职工并轨，可能形成新的隐性双轨制。

　　鉴于这种实情，可以认为职业年金的真实作用就是改革“买路钱”，当初提出来就是以备安抚强势群体，好让他们接受改革。正如医疗改革方案中的“医疗补助政策”，都是为改革留了个“后门”，用来减小改革阻力。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早前的说法：“职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金之和不低于以前的退休金，如此维护了这个群体的利益，使他们容易进入到改革的程序当中”。

长远看，养老金并轨还需“动真格”

　 此前双轨制的最大不公主要体现在退休后的待遇上。按照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计算，在养老金“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替代率高达90%到107%，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不到40%。如果职业年金将保证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会降低，企业年金又无法充分推广，那么养老保险并轨后，福利待遇是否依然是“两张皮”？因此，改革方案必须对此拿出明确的制度设计，不仅实现缴费方式的程序公平，更要追求养老金替代率的实质公平。

　 以国际经验来看，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现有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我国1997年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时，曾将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确定为58.5%。如今，养老保险并轨后，应在调查研究、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出社会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围绕这一目标，按照“提低、扩中、控高”的思路，促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缩小差距，趋于一致。

　　并轨之路必然艰难，从技术层面上说，尽量不降低被改革群体的养老待遇，以减小改革阻力。作为过渡方案，并轨初期养老基金池子不互通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是长期如此。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但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至于公务员职业年金的问题，也应该有民意的参与，有合法的程序。在此基础上，为公务员额外购买职业年金才让公众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