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何以出现大总理？

“混搭”造英雄

　　作为第四代南洋华人，李光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表现出一种灵活、“混搭”的执政艺术、生存方式。他经历过英国殖民、日本占领和美国霸权时代，在强权面前他是“最优秀的合作者”，却也从不惮于“偷换概念”、“借鸡生蛋”。他借助“西方精英说”为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小国“人造”出属于自己的国民性，又借助似是而非的“东方思想”抵制舶来强权要其实行民主化、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压力。

　　起家之初，他曾和当时势力强大的南洋共产党合作，但羽翼丰满后便摇身成为反共旗手；作为东南亚反共联盟干将，他坚决抵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南亚的扩张，长期拒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却又长时间保持和中国的密切外交联系通道。

　　他在殖民时代为树立自己“个性品牌”，曾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以此凸显新加坡和自己的“独立必要性”；但自治一旦成为现实，他又将“西化”和“现代化”二者“打包强售”，为稀释华人情结不惜“傍”上大马联邦。当大马推行族裔歧视政策或欧美影响危及其政治地位稳定时，他打着“保护华人利益”、“捍卫东方文化传统”的旗号搞独立性，一旦真有了独立性，他却开始排挤华人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惜“刨了南洋华人的祖坟”——关闭新加坡南洋大学并压缩华校教育。他将自己儿孙送入华校，却不允许其在家说中文的一幕，可谓这种“混搭”的最生动体现。

　　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为了生存。然而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之所以能活得如此滋润，并不仅仅因为其长袖善舞，而更多是时势所致：“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和新加坡“半英半中”的“混血体质”，让这个弹丸小国在冷战激烈时不仅成为反共前哨，也成为中国和西方打交道的独特“中介”，又在和平年代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不仅如此，既是华人世界一员又具备绝对独立性，还让“李家坡”一度成为大陆和台湾进行接触的“东道”，一度坐享两岸红利。

深谙小国制衡之道

　　　李光耀之所以处弹丸之国能有国际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非常有见地。撒切尔夫人就曾经告诫过她的西方同僚说，你们要小心地聆听他的每一句话。几十年来，李光耀在台海两岸、中美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看似变化多端，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借力打力”逻辑。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大国争霸中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为此，新加坡必须谋求势力制衡。

　　新加坡在东方和西方，往往给人反差极大的两种不同印象。在华人眼里，新加坡曾是一个西化的“新式国家”；而在西方人眼里，新加坡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人国家”。当面对马来人和英国人的远近交迫是，他刻意展示其“华人”属性，而在岛内却用强化英语教学、铲除华人“唐山情结”、强制培育“新加坡人”认同等方法，力图让这个南洋华人都市和中国本土崭然不同。冷战的结束，东盟邻国政治体制的纷纷变化，令曾经在西方显得“文明而现代”的新加坡，逐渐凸显出其“不文明性”，对此，李光耀祭起的自辩法宝，正是“东西方差异”、“儒家传统”等从中国故纸堆中捡拾的东西；中国的崛起和壮大，又令曾经认为“唐山”已不足为虑的李光耀和新加坡重新感到紧张，强调新加坡的“非中国”属性，甚至暗示其在“抑制中国南洋扩张野心”中的桥头堡作用，则成为以攻为守，抵御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不二法门。这种“对西方强调东方属性，对东方强调西方属性”的做法，与其说是观念差异所致，毋宁说是李光耀刻意营造的、对自己和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外不能不提的就是他同中国的交往及影响。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要，世界多数国家都想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国的走向，这样一来李光耀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就显示了出来。天时指的是新中之间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离中国不远，又都是华人社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国大陆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世界领袖中具有这三点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双面治国：权威和法治并存

　《纽约时报》曾称李光耀是“世界上最聪明，同时也是最得人心的专制者”。 而在李光耀自己看来，他所奉行的是亚洲式的民主，或者是一种新加坡特色的威权主义。政治威权如缺少法治，就会沦为专制。李光耀高明的一点，是坚持政治威权与严明法治并行，坚持法律至上，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法律，除了用来规范人民的日常行为，更主要是用来治官，防止腐败，因而造就了政府的廉洁高效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在这个体系下，重刑化的司法政策，使轻微越轨的人都有可能遭受鞭刑这样的重刑，也备受争议

　 李光耀在打击政敌方面，也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除新加坡，后者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才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真正英雄。李光耀还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对西方的批评，他也置之不理。总之，在李光耀看来，只要能带领新加坡在虎豹环伺中生存下来并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专政手段，任何有损这一目的的行为，都属于铁腕打击之列。

　　李光耀从自治起，当过31年内阁总理，近14年“国务资政”和近7年“内阁高级资政”，理论上从来不是新加坡的最高元首。他退休后，继任人选并非儿子李显龙，而是伙伴吴作栋，这也让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并未“传子”——李显龙接替的可是吴作栋，而不是他李光耀。然而不论新加坡人或外国人，熟悉内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谁当家。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都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和权威的人。

重实用主义：小国更需要随机应变

　李光耀非常实际，对外界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适应，必然会被淘汰。他所奉行的实用主义，不拘泥于任何信条和理论。在他看来，好的政府是务实的政府。一种政策对新加坡是否有效，需要仔细研究后试试看，如果无效就尝试另一种制度。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弹性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在他看来，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处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浪潮中，见机而变，成为这个国家必然的命运抉择。

　 李光耀从政早期所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为他赢得了许多群众的支持。但当他上台执政后，英国的这套福利理念，在百废待兴的新加坡现实窘境面前显得分外奢侈。他发现，国民免费领取药物的结果，是药物的大量浪费。平均主义带来的是懒惰。而新加坡当时的经济国力也远达不到英国的水平。李光耀转而认识到首先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他学习日本，激励国民勤奋工作，利用极有限的资源，走高新技术发展的道路。李光耀找到了一条更实用的新加坡经济发展道路和一套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福利政策。以经济为中心，用实用主义做信条。在经济上有了底气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理想又重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选择。例如，为了让“居者有其屋”，在解决中下层百姓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组屋建设，为全世界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榜样。

　　在反腐和人才管理方面，他提出高薪养廉。2007年后，李光耀力主大幅提高部长级工资，加薪养廉之外，还要以重薪吸引人才，使他们为公职甘于牺牲家庭和私人时间。资源为零的小小岛国中，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投入，打造了今日的新加坡。不过，这种精英主义，在扩大了之后，却也引起争议。他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 言下之意，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为世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国家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不少东南亚国家借鉴。同样的，赞誉与争议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