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吴仪与艾滋病人握手

　　作者: 林楚方　吴晨光

　　温总理与艾滋病人亲切握手，释放着以人为本理念的厚重情谊，预示着中国政府以更加开放、负责的精神正视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也展示出科学发展观追求的增长不仅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总理出现在地坛医院

　　2003年12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出现在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和艾滋病病人亲切握手。

　　孙福利(化名)、李永生(化名)、老田是这次“握手行动”的主角。两天前他们接到通知，有领导要来看他们，没想到12月1日上午10时“红丝带之家”的门被推开时，走进来的竟然是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国家总理和副总理。

　　温家宝、吴仪胸前都佩戴着红丝带，这是国际通用的关爱艾滋病患者的标志。

　　温家宝把手伸向孙福利，然后又伸向李永生和老田，三人都有些紧张，“来，靠我这边坐”，温家宝一手拉着一个人，让他们坐在自己身边。吴仪则亲热地将孙福利拉到自己身边坐下。接待方事先预定的坐次被打乱。

　　温家宝和三人拉起家常。孙福利告诉温家宝，自己是山西洪洞人，11月24日住进地坛医院。吴仪马上告诉温家宝，孙福利是因为输血感染的，吃药引起副作用，起了好多疱疹，头上留了疤痕。

　　吴仪说完，温家宝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孙福利跟前，俯下身仔细端详他头上留下的疤痕，这让孙福利感到一惊。而吴仪的手则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肩膀。

　　另一个病人老田，总理关切地询问他家里情况，听说他是因烧伤后输血感染艾滋病时，总理还特别询问了他的工资收入、医疗费支付等情况。

　　温家宝对患者特别表达一个观点：艾滋病是可防可治的，要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全社会都在关爱你们，要保护HIV感染者的合法权益，反对社会歧视。

　　分别时，温家宝特别提出自己要同他们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善良，他们的真诚令人感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一位在场的医务人员很真诚地谈起她对温家宝和吴仪的印象。

　　温家宝还慰问了医务人员。有“光荣传统”的北京地坛医院，送走了北京最后一批SARS患者，大约600名艾滋病患者曾经或正在这里接受治疗。

　　温家宝和医务人员的交流持续了约一小时。之前，卫生部曾承诺对经济困难者免费治疗，但是温家宝看得更远，他作出4项承诺，包括免费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免费匿名检测，对怀孕妇女免费治疗以防止她们把病毒传给孩子，以及对那些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提供免费教育。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一位在场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那天的讲话还表明，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艾滋病蔓延的严重性。

　　以人为本，打破禁忌

　　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危害已有了足够的认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艾滋病对于经济的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要比过去预料的严重得多，除非采取措施，否则许多国家将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艾滋病预计的增长率每年为20％－30％，专家已经对中国艾滋病的未来作了最底线的估计：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每年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为170万－270万人，由此造成的2002年－2015年之间每年的GDP减少1.8％－2.2％。

　　联合国有关组织曾经警告，未来6年中国可能有1000万到200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并将引起“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温家宝总理是第一个与艾滋病病人握手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他打破禁忌，公开和艾滋病病人站在一起，并承认艾滋病在这个国家蔓延的现实，预示着政府实践“以人为本”施政理念的决心和信心。

　　实际上，自2003年开始，政府已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倡导“科学发展观”的本届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轻视这个问题。在温家宝去地坛医院之后，他的同事吴仪当月视察了河南“艾滋病村”，并和著名医生高耀洁见面。

　　高耀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河南省有大批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这一事实却不为人知，她因此决定自己出钱购买基本药物，帮助这些病人。

　　吴仪和高耀洁的会见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当地官员没有在场。高耀洁对外界说，“房里只剩吴仪、我和吴仪的两个助手。吴仪告诉我，‘你可以畅所欲言’。”

　　河南个别农村艾滋病蔓延，主要源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血浆经济”盛行，而血液却成为当地艾滋病病毒的主要传播载体。

　　在整个1990年代，艾滋病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问题严重的地区出于种种担心，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外界，而另一些地方则认为这是一个遥远地区的事情。

　　公共卫生体制的滞后和信息的封闭，使这一疾病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央政府官员的公开立场使高耀洁不再是个“敏感”人物，河南艾滋病问题也不再是个敏感的问题。

　　艾滋病患者宋鹏飞，曾经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亲密接触”。他对本报记者说：“我觉得变得太快了，喘不过气来，以前媒体都不报道，而现在‘随便写’，包括非法卖血都被揭露出来。以前都认为是个政治问题，现在是个社会问题了。”

　　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和艾滋病病人握手、支持那些公认的“积极分子”的举动，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普遍赞扬，认为这是提高艾滋病公众意识的重大突破，“他们更加务实、开放”。

　　敏感的人士还注意到，“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发了支持使用避孕套的公益广告，一部20集的有关艾滋病问题的电视剧也将被播出”。

　　“和对待SARS问题一样，中国政府采取了公开的态度，而不是去掩饰，这是一种姿态，更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就是通过这些行动体现和贯彻的，科学发展观也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一位观察家如此评价。

　　公共卫生和人文精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表示，就艾滋病本身，中国政府目前面临几大问题。首先是如何落实四个“免费”。国家已经拨出了经费，但这些经费如何落在患者手里，真正有效地使用，还是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艾滋病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艾滋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冲击，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其实，艾滋病也好，SARS也好，只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问题的冰山一角。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取决于政府对公共卫生体系的修复程度。2003年爆发的SARS危机，使中国第一次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我们目前的公共卫生制度处于低谷，而且严重滞后。禽流感不久前在部分农村地区的蔓延更是这一共识的注脚。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中国卫生事业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这些措施将成为中国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问题。“仅仅有政府的高调出击还不够，对于HIV携带者来说，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重建才能让他们真正快乐起来。”景军说。

　　艾滋病人小李经常出席一些相关会议。在会上，一些官员在台上大讲要反对歧视，但中午吃饭时，往往给小李几百元钱让他自己“解决”，甚至有官员不愿和小李住一层楼。他坦陈，这让他感到伤心。

　　因此，在修复公共卫生体系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培养反歧视文化的问题。这种歧视不仅仅是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还包括整个社会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比如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这个歧视涉及1.2亿人。

　　“从这个角度说，温家宝和艾滋病人握手能够很好地消除歧视，因为总理已经作出表率。吴仪副总理到河南艾滋病人家做客，也起到了很好的范例作用。”

　　协调经济与社会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取得了GDP快速增长的奇迹，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问题也已突显出来。

　　艾滋病、SARS危机的爆发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引爆，严重威胁着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因此，在改革开放25年后，中国改革重心的适当转移是必然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在一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认为，全面实现小康，经济方面的目标比较实在一些，社会方面的问题比较大，难度也大。

　　“我提了三句话，全面实现小康要点在经济(经济是中心)，重点在农村(调整城乡关系)，难点在社会(调整社会结构要强调利益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最多的是经济的成长，甚至认为经济政策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误区。”陆学艺说。

　　这位学者认为，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从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出发，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

　　景军教授对本报记者说，“我们总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在过去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体现了更多的人性色彩。”

　　经济社会的重建该采取何种途径？温家宝在他的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出了本届政府的施政理念：“科学发展观”，并对“三农”、环保、教育、社保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解决办法。

　　只有这些系统性的方法落到实处，并在前行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才能实现其政策初衷。

　　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SARS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中央政府领导人的能力和决心，这种能力和决心是我们对前景有着良好预期的一个保障。

　　中央政府发出的信号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发展观的支持下，地方政府将GDP增长视为其最主要的政绩，而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将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追求。

　　这将深刻地影响未来20年的中国社会！

　　(北京地坛医院陈明莲女士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