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6月2日电

　 人大常委会通过审议报告使省政府为沱江污染真诚道歉。今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对此发表评论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的做法，发挥了人大在政府问责制中的监督职能，值得称道。

　 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的纷纷去职，让人们看到，“官员问责”已渐成制度。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人大制度研究的专家，蔡定剑教授认为，“在政府问责的制度中，人大不应缺位”。

　 从制度设计上说，问责制首先是政府内部的机制，体现着对人民负责。但如果政府没有承担应有的义务，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问责制就难免打折扣。这时，人大应该主动站出来行使监督职能。“监督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可要求政府就重大责任事故报告情况，如不满意，还可采取质询等更进一步的措施来督促政府负责。”蔡定剑说。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多项监督权力，包括调查、视察、执法检查，还有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等等。但长期以来，法律赋予人大的刚性监督手段，如“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等，在不少地方，运用得还不充分。

　 此次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督促政府问责上则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代表们依法履行职责，对四川省就沱江污染所作的报告不满意，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明确责任事故的性质，要求处罚责任人，要求省政府公开道歉。为督促政府拿出切实整改方案，人大代表还要求省政府在省人大常委会的下一次会议上，再次提交报告。“这就是要追问结果。一次不满意、两次，如果再不落实，可采取更严厉的质询手段。”蔡定剑说，从道歉直至查处责任人、落实整改措施，人大正是通过这样的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切实履行职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这样才是真正体现为人民负责。

　 蔡定剑认为，公开道歉是政府问责中一个表层姿态。官员责任制的承担还包括更具刚性的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直至撤职、罢免等。“要确保政府问责制度化，需要以人大的刚性制度和措施为保障。”蔡定剑强调，政府问责制，最终只能建立在人民政府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基石上。“强调政府向人大负责，意在彰显这样一种行政法治理念：面对事关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安全事故，不光是事故直接责任人，而且包括主要政治官员，都应承担责任。”

　 蔡定剑直言，“这就是要求政府‘一把手’通过人大程序向人民道歉，接受质询，最重要的是，增强官员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向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