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人，战死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张自忠之死却有其非同寻常之处：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惟一一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因此，张自忠之死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此其一。其二，张自忠的死，决非“仓促成仁”或遭遇不测，而是怀着“我死则国生”之壮志，背负着舆论误解的冤屈，抱定为国家民族尽忠的久决之心，力战不退，以身殉国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军人武德的最高表现。他的死，使中华民族在危急存亡之秋痛失一员大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他的死却有着比生更加伟大的意义——他的死，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忠勇奋斗的榜样，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争取胜利的信心；他的死，震动了那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动摇妥协之徒。促使他们忏悔省悟，改过自新；他的死，更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昭示了中国人、中国军人的庄严人格，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他们用奋斗和牺牲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大厦。他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的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对于维系民族的生存，推动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张自忠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在于他能经得起生与死的最严峻的考验，并把个人的生死与民族的存亡合为一流，与亿万人民的命运融为一体。到了这步境地，他便能够超越一己的利害，敞开宽大的胸怀，变得忠勇、谦恭、坚忍、无私，便能够在国家忧患、民族不幸的关头挺身而出，担当重任，誓死奋斗，为国捐躯。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树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张自忠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了孙先生的遗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自忠虽然死去，但他的气节和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生命和他所处的时代，而汇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浩荡长河之中。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之所以长久地纪念他，缅怀他，原因就在于此。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张自忠耗尽心血，勤恳工作，为国家练就10余万抗战劲旅，培养了数千名抗战的中坚干部；他身经百战，拼死杀敌，率部歼灭日本军队不下6万人，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然而，这番轰轰烈烈的功业决不是轻易得来的，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对张自忠知之甚深的冯玉祥先生，把他的特长和成功经验归纳为14条：英勇果断；肯牺牲自己；韧性的战斗，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吃苦耐劳，与士卒共计苦；重视军民关系；虚心接受部属意见；注重干部培养并延揽人才；明是非不将就；知耻；以身作则；不爱钱；好学；不畏难；体贴部下。这14点，后来被人们称之为“自忠精神”。应当说，“自忠精神”是张自忠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更是他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一个人的功业无论如何辉煌也毕竟是有限的，而他的精神却可以在后来者的继承发扬中获得永生，从而发挥无尽的力量。冯玉祥先生所书的“荩忱不死”四个大字，恐怕就是这个意思。

　　张自忠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死于忧患。他在忧患中奋斗了一生，竭尽了全力，最终却未能看到胜利的一天，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他的奋斗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加速了胜利的到来。他为国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也得到了很多，这就是良心的安慰和后人的敬仰。他以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活要活得像个样子，死要死得像个样子！”他的一生，没有愧对国家民族，没有愧对祖宗后代，没有愧对长官朋友，更没有愧对军人的称号。他的战功可夸，他的品行可嘉，他的气节可颂。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为数并不多。

　　张自忠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才。他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不在于他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于有多好的客观环境，而在于他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奋斗目标，只要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成就。

　　文学家郁达夫说得好：“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拎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多么精辟的真知灼见!

　　让我们用金色的大字，把张自忠——这位胆气豪壮、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