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那场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不少战友血洒疆场为国献身，还有不少战友由於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於敌后又突围不成，在未被冻死、饿死、病死之前落入敌手！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指战员共有22000馀人不幸被俘。其中连排干部600人左右、营级干部30馀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该6名师团级干部皆来自笔者所在的志愿军第六十军一八○师。这是因为我们师在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前，奉命在北汉江南面阻击强敌3天，在陷入重围后，仍在断粮少弹情况下继续顽强战斗，缠住了敌人，延缓了美第八军几个主力师向北追击的速度，胜利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交给我一八○师掩护全线战略大撤退的光荣任务。但为此，我师最终仅突围出去四千人，而有四千人伤亡和四千馀人被俘。笔者即是在突围时摔下陡岩昏迷中被俘；我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曾率领数十人在高山莽林中与敌周旋14个月，吃过野菜草根、青蛙虫蛇，结果大都因伤病冻饿而死在荒山野岭，最后剩下极度虚弱的他与两名战士中敌埋伏仍未挣脱被俘的可怕命运。事实上，由於朝鲜战争空前激烈，所有我参战各部队都有人员被俘，即使打了大胜仗的部队也有被俘者。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就是在长期湖围歼美二十四军时误入敌阵地被俘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到9月6日交换结束时，志愿军战俘有5640人归来；加上同年4月提前遣返的1030名伤病战俘和后来从中立国管理的战俘营场、经过解释归来的400多名“间接遣返”战俘，先后共有7110人回归祖国。其馀14000多人则被美方强行送往台湾！

　　我志愿军被俘指战员是经过了战俘营中坚苦卓绝的斗争才争取回到祖国的，笔者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当年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

　　我志愿军战俘在被俘初期大都陷入了较严重的痛苦、迷惘、悲观的情绪之中。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也为自己打了败仗没有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又因突然失去上级组织的领导和战斗集体的关照而手足无措。我们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拼命，但都因敌人看管甚严，自己又手无寸铁、伤病无力而不能如愿。当我们被押进设置在韩国釜山和巨济岛的美军监管的战俘集中营，面对层层带尖刺的铁丝网，面对铁丝网外密集巡逻的哨兵和四周岗楼上那闪着寒光的机枪口时，才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囚犯失去的不只是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祖国的呵护，我们已成了丧失母亲的孤儿。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比战俘营里种种生活上的艰辛更使我们痛苦百倍。

　　幸好，我们被俘后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并谈到了停战后双方遣返战俘问题。这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回归祖国的希望。

　　正当我们日夜思念祖国和父母妻儿、强烈地期盼着回归时，美方竟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必须无条件全部遣返双方战俘的规定，在谈判桌上提出了所谓“停战后战俘自愿遣返原则”。与此同时，美军管理当局开始在战俘营内采取种种手段来强迫我们背叛祖国，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要求去台湾”。其目的显然是要利用战俘遣返问题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拿我们战俘的命运当做他们在谈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俘“自愿投奔自由世界”，美方开始派一些神父、牧师来“传教”，动员我们皈依“天主”、“上帝”，远离“共产主义魔鬼”。后来他们发现战俘们竟然把圣经拿来当手纸扔进了粪桶，便指使蒋介石先后派遣400多名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由台湾驻韩国“大使”王东原亲自坐镇指挥。

　　特务们首先在战俘中物色叛徒和变节者，由美情报机构秘密送往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为各级俘虏官去控制战俘营。又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甚至裸体塞进装了玻璃渣的汽油桶里在地上乱滚等残酷刑罚。巨济岛等72战俘营最先实现了这种白色恐怖统治，被美方公然称之为“模范战俘营”。

　　朝鲜战场的美军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将军亲自前往视察慰问，而该营场的叛徒们则在美军“牧师”帮助下升起美国、联合国、“中华民国”国旗，甚至在营场大门口竖起一座“自由女神”像来欢迎这位美国将军。这些惊人的场景见诸报端后，曾让不少善良的人们真以为“中共战俘变心了”。之后，叛徒们更起劲地胁迫战俘去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写“退党声明”、写“申请去台湾的血书”、强迫纹身（在肉皮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甚至在前胸后背刺上国民党党徽！）美方一直在暗中唆使叛徒特务们采用这种残忍阴险的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与政治陷害手段，力图使尽可能多的战俘失去重返祖国的勇气。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与回归祖国的权利，为了捍卫人民军队和祖国的荣誉，我们除了奋起抗争别无选择。我们开始自发、分散、秘密地成立了“回国小组”、“爱国主义小组”、“抗美援朝同盟”等等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革命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在斗争中我们不断联合起来，壮大队伍。於是，在韩国巨济岛上第72号和第86号两个各关押了近万名志愿军战俘的集中营里，我被俘人员在岛上朝鲜人民军难友们的声援下，“反控制、反背叛”的爱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51年10月9日，巨济岛第86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起因是美军“牧师”伍培礼交给叛徒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命令他们必须在第二天“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国庆日”升起来，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战俘全都心向台湾！”该营场中共地下党支部从内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当即带领以“弟兄会”名义组织起来的爱国力量将叛徒们打败，夺取、烧毁了叛徒们手中的“青天白日旗”，眼看就要实现夺取集中营内部控制权的预定目标。此时，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进行镇压，指挥叛徒将我方80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共青团员王绍其被活活打死。随即又将我方这80多人以“红色暴乱分子”罪名关入监狱。笔者当时是该地下党支部成员，第一次尝到了在美国监狱当“刑事罪犯”的滋味。

　　1951年11月7日，在第72战俘营军官大队里，不愿忍受战俘白色恐怖统治的140馀名志愿军排以上干部，在军官大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我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领导下，通过艰苦斗争，迫使敌人将他们调到第71战俘集中营。随即又接纳了我们这80多名从刑事罪犯监狱出来誓死抗拒进入“72”的“红色暴乱分子”，共同成立了岛上第一个“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营”，在统一的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揭露敌人阴谋、号召难友们奋起反抗的斗争。第71战俘营成了战俘管理当局的眼中钉和难友心目中的“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战俘强制实施“遣返志愿甄别”，强行将志愿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两部分分别关押。在“志愿甄别”前夕，中国战俘营的特务叛徒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我被俘人员表达回归祖国意愿。在这维护祖国尊严和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时刻，难友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在72战俘营，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共青团员林学逋勇敢地站出来号召难友们回国，被叛徒剖腹挖心示众而壮烈牺牲。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坚持拒绝去台湾遭毒打致死。71战俘营的战友人为激励“72”的难友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三名难友受重伤。随后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和升起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竟遭到美方惨无人道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直到用坦克冲进营场开枪屠杀。在釜山第一、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伤亡达300馀人。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我志愿军被俘人员有14000馀人未能表达自己回国的愿望，他们在特务叛徒们的匕首胁迫下被裹胁进“自愿去台湾”的营场中。但在板门店的美方谈判代表却得意洋洋地宣称：“中国战俘大多数拒绝回到共产党统治下，我们总不能用刺刀强迫他们回去吧！”我方代表则严厉揭露和谴责了美方在血腥甄别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停战谈判遂因美方一手制造的战俘问题而中断。

　　由各中国战俘营拚死冲出来的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支队”。我们重新按照部队的建制组织了我们这个“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对敌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由六十军一八○师五三八团团政委赵佐端担任总书记，副总书记有一八○师五三八团副参谋长杜岗、一八○师五三九团副参谋长魏林、二十军教导员孙振冠、二十军教导员顾则圣。从此，我们这些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六千名中华儿女，重新形成了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共团会”的领导下，在朝鲜人民军战友的配合下，开展了声势告大的示威游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对我们那些所谓不愿回国的14000馀名难友重新在没有任何威胁条件下进行甄别。美方对我们的严正要求根本不予理睬，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义愤。

　　为了加强战俘营内的统一斗争，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和中国共产党战俘营地下党通过岛上的战俘医院渠道，非常艰难地建立起“巨济岛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在“总委会”领导下，岛上朝中坚持回国的近十万战俘，开展了大规模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罪行的斗争。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冒着被血腥屠杀的危险，一举扣押了巨济岛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孙振冠和我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被送往76战俘营参加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了对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真相。“杜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恼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战俘营并将我们全体战俘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杜德事件”之后，美方将中国战俘发配到遥远的济州岛上。孙振冠和我则被关进巨济岛上“战犯集中营”，长期隔离监禁。

　　我们六千多名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到了济州岛后，美方对我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瓦解、摧毁我们的意志，阻挠我们回归祖国。首先是将我们六千人分别关押在十个拘留营里；又不断派一些变节者前来指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将其隔离关押进离营地很远的小监狱里；还不断用高音喇叭向战俘喊话：“你们何必跟着那些共产党头头走？你们回国后再也不会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只会被当成叛徒，挨整、挨斗，一辈子翻不了身！”更严重的是美方新任战俘营总管、刽子手波特纳将军，常在我们外出服劳役时，指使其担任看管的士兵无理挑衅，一旦我们的人有所反抗，便立即予以惩罚，甚至开枪造成伤亡。而最令我们气愤的是美方的停战谈判代表继续在板门店造谣说大多数中国战俘不愿回国。我们六千名难友决心开展一次大规模斗争，表达誓死回归祖国的决心。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三周年国庆节来到了。我们6000多名远在异国孤岛上的志愿军被俘指战员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升起了10面五星红旗！那迎着太平洋的狂风，傲然飘扬在铁丝网上空的国旗向世人述说着志愿军战俘对自己祖国的向往和忠诚。敌人惶恐了，开来了11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当荷枪实弹、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美军士兵强行进入首先升旗的7号营场去夺取我们的国旗时，遇到了我们护旗敢死队员们的顽强抵抗。赤手空拳的难友们和敌兵展开了肉搏，敌人悍然开枪了，敢死队员们肩并肩围着旗杆，以血肉之躯，在6000战友雄壮的国歌声中阻挡着妄图夺旗的敌人，当一批又一批队员倒在血泊里，最后1名敢死队员降下了红旗，在旗帜燃烧的烈焰中，与国旗同归於尽。在那场气壮山河的升旗、护旗斗争中，65位烈士和109名重伤战友，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实现了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来得及完成的誓言！为了悼念烈士，我们自己谱写了《十月一的红旗》战歌：

　　10月1日的红旗高空飘扬，共产党人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住臂膀，胸膛筑成铁墙。保住我们的国旗，打击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偿！万恶的美帝逃不脱世界人民的巨掌。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英勇的烈士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唱着这首战歌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回归祖国。

　　我一八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一直被秘密单独监禁在釜山，美方曾使用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高频微波刺激等现代化酷刑强迫他去台湾，吴成德宁死不屈，停战后美方不得不将他交还中国。

　　岁月匆匆，整整50年过去了。烈士们的忠骨可能化为太平洋的苦水，但当年我们这2000多共产党人、6000多中华儿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的这一页爱国主义悲壮史诗必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