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阿仑　

　　纪念郑和航海600年的大规模活动正在加紧筹备。自前两三年开始，西方国家的媒体和研究机构把郑和航海活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近，围绕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各媒体也出现了关于郑和航海探险的踊跃讨论。应该如何认识郑和航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不仅对当前正在筹备的郑和航海大规模纪念活动很有意义，而且，对认识中国如何从世界强国变为衰弱而又开始了复兴、从而能接受历史教训和坚定不移地搞好改革开放，也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做些探讨和抛砖引玉。

　　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几次提到了明朝郑和航海的那段历史。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包括严禁私商出泊)，即关起门来巩固政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惠帝，找了个借口，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惠帝当政，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惠帝，登基当了成祖。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平内和闭门锁国的方针，转而实行富国强兵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鼓励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

　　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出现了汉唐以后又一次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世界强国的局面，即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年，其文化事业发展的代表是《永乐大典》，国家综合实力的代表是郑和航海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比西方的哥伦布航海早八十年。这个壮举充分说明，那个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比西方强大得多。假若那个时候郑和跟哥伦布同时航海相遇，那么，西方舰队在中国舰队面前，就像几条小渔船遇到了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一样，不堪一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的萌芽。如果中国能保持那个势头，那么，这几百年来的世界史就可能不是以西方工业革命为主的历史，而是以中国工业革命为主或至少是东西方工业革命并行的世界历史了。然而，在西方开始工业化和向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却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的道路。

　　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继位。他们听从了一班儒臣的建议，认为下西洋和开海禁有伤民族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他们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准谏。这一次，郑和不像以往那样抓紧时间备装待发，而是在福建泉州逗留了半年，建起了一座曹娥女神碑。在传统文化里，曹娥是护卫航海安全和保佑平安归来的女神。曹娥女神碑的碑文记述了永乐年的航海壮举，文笔苍劲，缓缓的叙述中充满了深深的悲哀。树起了曹娥女神碑，郑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从此留下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佳谈，而中国则开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摆脱了阿拉伯的殖民统治，搞起了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向世界开放和航海探险，开始了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历史。哥伦布航海活动以后不久，工业和技术革命开始了，很快遍布西方各国。从此，西方走上了繁荣强盛的现代化道路，称雄全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西方的传统文化、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方向不是文化返古复古和拒绝外来因素，而是大众化、当代化和与外来因素结合。在外来因素中，包括阿拉伯统治时期传递的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例如四大发明等等。这些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变革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过了四百来年(清朝末年)，西方按照郑和下西洋的路途，逆行东进，用他们学到的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和击溃了中国的军队。在东西方的碰撞之中，中国人发现，他们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大大落后了、成了不堪一击的虚弱大国，被称作“东亚病夫”。曾经象征了中国繁荣强盛的郑和航海活动，成了中华帝国开始全面衰弱的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的一道明亮的反照，是中国历史悲剧的前奏。永乐年间，中国经济和军事强盛的外表下掩盖着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个危机就是由于不能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变迁而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关门主义，保持儒家风范不但没有能帮助中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反而使强盛的中国后来变成了被人争夺宰割的肥肉。在明成祖的时候，这个文化危机没有消除，结果，永乐年成了汉唐以后中国由全面强盛转向全面衰弱的年代，历时五百年之久，直到这二、三十年来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才出现了中国再次强盛起来和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生机和希望。

　　多年前，舞台上曾出现了话剧《郑和》。那出话剧展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热烈场面和异国风采，却没有展现郑和航海被迫停止和中国实行关门主义的悲剧。郑和航海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快开始了。从报导看，一些纪念活动和节目，也是试图展现郑和下西洋的热烈场面和异国风采，就是说到航海活动停止，也大都是宫廷权术讨论、忽略了“罢宝船弊政”和尊崇儒家而导致中国实行关门主义的历史悲剧的原貌。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提到郑和航海的历史，恐怕还不是因为下西洋有多热闹，更不是因为异国风采有多么新奇时髦，而是担心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比如，今天，在中国跟西方和世界打交道出现各种文化碰撞、甚至暂时出现某些文化失措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又搞极端民族主义和实行儒家治国、回到闭关自守的漫漫长夜？邓小平可以感到充分放心的是，改革开放一直在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政策，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关注。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五百年的时候，西方许多学者想起了郑和航海。东西方文化在互联网上彼此直接沟通和碰撞的时候，《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专文探讨郑和航海，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了郑和时代的开放政策和航海探险，那么，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在21世纪和新千年到来的时候，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把郑和列为全世界的千年人物之一，而且是入选的六个中国千年人物的第一位(其他依次为：元朝首位君主忽必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南宋哲学家朱熹，宋代画家范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尽管这个评价来自美国一些中国学专家的看法，却能相当有力地反映出西方国家对郑和航海越来越重视的趋向。

　　郑和航海活动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悲剧。就郑和航海的历史悲剧会不会重演，西方国家从前所未有的世界历史高度提出了问题；邓小平早就给了回答、十六届三中全会也给出了进一步回答，而国人大众、学界和文化界应该如何理解郑和航海呢？从美学角度说，文学艺术作品和媒体影视节目，是把郑和航海事件作为历史悲剧、还是作为历史喜剧表现呢？ (主要参考资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