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高臻海
1927年2月 生于河北深县（现深州市）北溪乡大流村
1941年3月 在深县抗战第一高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6月 参加八路军此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
1955年 在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此后留校工作
1977年 调至中国科学院工作
1986年 离休
“滴滴答、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
78岁的高臻海老人时常回想起，60多年前，他怀揣介绍信奔向无线电培训班、在鬼子封锁下拍发电报、躲在地洞里收录新闻的日日夜夜。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情形下，充溢着他人生的，都是永不消逝的滴答发报声。
“虽然我没有和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但我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抗日。虽没有血战，也能感受到危险和残酷，那是隐蔽的残酷。”对高老而言，永不消逝的电波，和电波所寓意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他的生命中。
“滴滴答、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滴……”伴着口中的滴答声，老人的右手手指撮在一起，在桌面上笃笃敲击，迅捷，轻灵。“这就敲完了‘新华社一十九日电’的电码。”说这句话的时候，老人似乎整个人都飞扬起来，挺着自豪的胸膛。逆光，他鬓边银丝闪亮。
高臻海老人78岁了。他时常回想起，许多年以前，他怀揣介绍信奔向无线电培训班、在鬼子封锁下拍发电报、躲在地洞里收录新闻的日日夜夜。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情形下，充溢着他人生的，都是永不消逝的滴答发报声。
铭记
14岁“绝密”入了党
1941年，高臻海14岁，在河北省深县抗战第一高小读书。“我们这个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堂，在校长张觉民的带领下，还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抗日宣传队，它影响着我的成长。”高老的思绪回到了64年前。
3月的一天，高臻海正在上课，同学尹清海通过老师把他喊了出去。尹清海大高臻海几岁，是学校各种活动的积极组织者。那一次，他从尹清海的口中，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他和我商量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他先是介绍了他对党的认识，从党的性质、纲领，一直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谈话结束后，他取出两本小册子和一张《入党申请书》交给我。当时党组织和党的活动还处于‘绝对保密’的历史时期，党员之间一般也不发生横的关系。清海特别嘱咐我说，这些文件和表格都是党的机密，不能外传，不要丢失。看完后交回。如果愿意入党，介绍人填校长张觉民。临别清海又叮咛我说，参加组织的事，绝对保密，连父母也不要讲。”
交到高臻海手中的两本小册子，是《党纲党章》和《党内铁的纪律》，都是油印本，巴掌大，很破旧，没有皮，不知在多少人手中传阅过。消息传来高臻海入党申请被批准的当天，党小组集合在村南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我的好几个同学。会议结束的时候，清海说，今后咱们党内同志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全世界共产党不分国界。”高老说，这是他人生经历的“开天辟地一席话”，铭刻久远，不曾忘记。那几句话，把一个少年的心灵带进了一个豁然、崭新、纯洁又崇高的情与爱的境域。
结缘
参军学习无线电
高臻海入党三个月后，他毕业时一位叫刁贯通的老师找他谈话，说冀中军区需要人去学习无线电，条件是高小毕业，年龄14到16岁之间，共产党员，全县只要两人，问他愿不愿意去。高臻海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的同伴是同学王存良。刁老师给他们开了党组织介绍信，千叮咛万嘱咐说，介绍信一定要带好，如果路上遇到危险，就把介绍信烧掉，来不及烧就吃到肚子里。
6月上旬的一个早上，高臻海和王存良两个少年，告别了学校，沿着道沟向西南方向出发了。远远地，南边溪村的日本岗楼上飘着“膏药旗”。少年心中充满豪情壮志，这一出发奠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基调。
这么小的孩子，大人其实是不放心他走的。王存良回家告别，最终是跳墙跑出来的，母亲又担忧又心疼，追出老远，见阻挡不住，塞给了儿子一元五角钱。
中午路过高臻海家，高臻海的家人听说两个孩子要去参军，给做了一顿午饭。“母亲给了我5毛钱，把我们送到村南。她站在大碾子上，一直望着我们的身影消失在河沟里……”
一路走到驻在定县的军分区，分区电台队长王纪普把高臻海两人转送到了冀中区党委。从此，高臻海穿上了槐花染色的粗布绿军装，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高臻海开始了在无线电报务培训班的学习。培训班设在一个简陋的大门洞里，靠门洞左山墙横搭着长长一排门板，便是电训班全体同志的睡床、餐桌，兼课桌。培训用的器材和设备也非常简单：单管30音频振荡器一部、延安造和英国造的电键各一支、永备牌A、B电池各一组。学员每人发边区造的麦秆纸一叠、巴拿马铅笔两支。每人还配发两颗小型手榴弹。
学习艰苦，形势紧张。刚开课不久，就遇上了敌人的“秋季”扫荡。高臻海跟部队辗转行军，在小赵村一带，遭到敌人的网罗，被包围在一片高粱地里。那是一个很大的洼地，高粱一片接一片。“冀中区党委、行署、银行、报社、剧团的同志，还有抗属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隐藏在里面，敌机不断俯冲扫射，四周全是枪声。人可以不发出动静，但枪一响，牲畜乱窜啊，危险得很……”老人介绍说，后来，在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指挥下，坚持到夜幕降临，部队才穿越村间缝隙，向包围圈的外线转移。
培训学习就是这么“提心吊胆”。为了安全，后来电训班离队，大家换成便衣，单独行动。中秋节的时候，高臻海跟着老师同学进驻到沙土国村，村里只有七户村民，村外筑有土城堡。随后电训班又转移过几次，一直没有中断过培训。为防止敌人突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夜间都是在玉米地里露宿。
1941年12月，高臻海完成了学习任务，被分配在冀中区党委直属电台区队，任报务见习员，从此开始了以无线电技术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革命生涯。
撤离
人与电台共存亡
无线电发报收报在抗战期间军事作用非常重大。当时没有电话，书信联络不切实际，只有通过电波，各种信息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传递。
要说起自己专业上的事情，高老可是滔滔不绝。“别看我老了，但好多字的字码至今记得丝毫不差。现在再去发报？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编译数字，每个数字又由一定的音符组成，最终变成“滴滴答答”的声音。
高老说，明码电报好说。他们那时候传递的大多可是军事指挥的机密信息，就需要密码电报，频率、字码都是经常变化的。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其实，收报发报的环境也是在经常变化的，时不时地，就要背起设备撤离。那段特殊岁月，电台形成了一个人人自觉执行的分工制度，机器分三部分，人员分三部分，遇到敌情，发报机、收报机、发电机背起就走，人在机器在。
1942年，冀中抗日军民遭受了历史性的灾难，从5月1日起，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其间有一次，高臻海一行10人行军转移，隐蔽到一个村庄，准备完成与军区领导机关联络的任务。天线和机器都架好了，这才发现匆忙间电键没有带。没有电键就没法发拍电报。大家正焦急时，还是台里的高雁翎点子多，他从零件兜里找出削铅笔的马蹄刀，又找来一个金属片，接上导线，插入发报机电键插孔，左手按金属片，右手按马蹄刀，两极敲击代替电键，拍出长长短短的符号进行呼叫，虽然很慢，但总是个办法。经过一番呼叫，竟然叫通了。“我们正高兴的时候，通讯员跑来通知，电台撤线，马上出发。”
这样紧急和危险的情况不知遇到了多少。
1943年2月，为加强敌伪工作，敌工部长会议在武邑县的卢家口村召开。部队一夜行军六七十里，拂晓前到达目的地。部队刚住下，高臻海所在电台刚刚架起天线，西边就响起枪声。“天还没亮，部队紧急转移。到村北，有人埋伏，再改向东，有敌人的骑兵。我们被包围了。”
高老的声音里充满紧张：“天要亮了，是突围？还是固守？周围敌人的据点岗楼密布，又是冬天，到处都光秃秃的，贸然突围后果不堪设想啊！后来，参谋长决定，回村，固守，坚持到天黑再突围。”
电台与司令部是两隔壁。为了展开工作，高臻海他们需要和司令部会合，可当他们刚跨出大门就发现敌人架着机枪封锁了胡同，只好折回来。“正焦急，听到隔壁敲墙的声音，是司令部的同志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开始用砖头敲，双方会意，用力把墙砸了个大洞，我们钻过去会合了。”
高臻海他们马上架起电台，与冀南五分区联络求援。战士们正在与敌人巷战，在激烈的枪声中，电台架起来了。天线的一端拴在北房的门头上，另一端由摇机员站在靠南墙的梯子上用粪叉挑着，高度在房檐下。机器在西房，为了不暴露这里是指挥机关，必须想办法不让敌人察觉到有电台。马达声最需要掩盖。高臻海他们找来厚棉被捂严门窗，用大衣包住了马达机身，用麻袋垫住马达架，大白天在屋里点起小油灯，开始工作。
一番紧张地信号搜索，几十个字的万分火急电报拍发给了冀南五分区。几十分钟后，对方回电：“我距你部50里，已派两个连轻装跑步增援。”
夜幕降临，援军到了，部队开始突围，顺利转移。
警惕
电台差点遭破坏
说来惊险，有一次，高臻海所在电台差点遭到敌人破坏。
是1943年5月，电台驻在深南县东阳台村。一天晚上，上级领导派人来通知，立即带上机器到村长家集合，去分区随队活动。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很突然。大家到村长家，发现除了村长和上级领导外，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人，手里拿着调令信，自称是分区侦察员。
大家传阅这份调令，最终电台成员赵文海发现其中有诈。分区司令员的名字是王先臣，而调令的落款却是“王宪臣”，印章也是这样。可是巧了，赵文海会刻印章，王先臣司令员的印章恰好就是他给刻的。里面肯定有问题，赵文海用眼神向同志们示意，大家会意，开始追问那名“侦察员”情况，那人吞吞吐吐，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捆了起来。特务不得不交代，他是从城里来的，同来的还有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已经在村南坟地做好了埋伏。
情况危机，高臻海他们用枪压着特务，往北撤离，终于脱离险情后，把特务交给了区小队处理。
高臻海事后得知，那个特务被关在一个洞里，侥幸发现通气口，挣开绳索用手捅大通气口，钻了出去逃脱。是年冬天，在另外一场战争中遭我军伏击毙命。
隐蔽
从烟囱获取新闻
抗战期间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艰苦，电台所处的环境更是艰苦中的艰苦，因为是机要部门，所以更要隐蔽，哪里破旧，不容易被发现就往哪里钻。
高老说，他们一般藏身在地洞里，而洞大多是自己挖的，夜间悄悄施工，都在闲房破院，洞口隐蔽在墙壁、炕沿下或者锅台中。天线则多穿过烟囱铺在房顶，用柴草掩盖。一封封密码电报，就是从破烟囱里出发，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掠过日本鬼子的岗楼和据点，飞向延安、晋察冀、太行山……
由于环境变迁，《冀中导报》不得不停刊了，加之敌人高度封锁，各种信息的传递严重受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难以收到。为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于是，高臻海又多了个抄新闻的任务，抄收延安新华社明码电报广播。
当时高臻海和同事们住的是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封闭土房，里面只有一条短炕和一张小炕桌。炕桌上放着机器设备，也是抄新闻译电的办公桌。一条棉絮已经烂得不像样的棉被是惟一“床上用品”，是用来盖的，大家晚上就睡在光炕席上，没有枕头就枕鞋子、枕砖头。为了不暴露目标并随时应对敌人来袭，高臻海他们日不出院，夜不脱衣，大家最后都患上了疥疮。没有治疗条件，就按照农村土方，用硫磺和猪油调成药，在房里点堆火，几个人围成一圈，脱了衣服边烘烤伤口，边涂药。长时间也没见一个痊愈的。
电台成了新闻台，一般需要2-3人同时工作，但也有一段时间因为情况特殊，只有高臻海一个人在坚持。恰好又遇到“七一”、“七七”两个重要日子，新华社接连发表重要社论和纪念文章，忙得高臻海没得喘息，一工作就是八九个小时不停。“一般每隔两小时，休息10到15分钟，这就是我出洞解手和准备饭菜的时间。啃上几口干粮又赶快戴上耳机，正好新华社又开始呼叫。”
非常艰苦但也有乐趣。高臻海所抄的，除了国内新闻，还有大量国际新闻。当他抄到诸如“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歼灭德军30万”、“解放基辅”等新闻时，感到非常振奋，大受鼓舞。
在冀中六分区，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是高臻海所在电台最先收到是。那是一个炎热的黄昏，天很黑，电台的一个见习员正练习抄收新华社CSR电报广播，听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时他就高兴地跑出来，给我们说，我们还没有精神准备呢。”与此同时，分区报社新闻台也收到了这条特大喜讯，赶制了《特大号外》。不少人彻夜难眠，奔走相告，冀中城镇乡村一片欢腾。
怀念
永不消逝的电波
“虽然我没有和鬼子面对面拼过刺刀，但我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抗日。没有血战，也能感受到危险和残酷，那是隐蔽的残酷。”高臻海老人说。有部著名的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讲的就是高老这些在无线电岗位上的革命者的故事。的确，永不消逝。对高老而言，电波，和电波所寓意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他的生命中。
记者去采访是个上午，24小时之前预约的。老人精神灼灼。聊得差不多了，高老才说，因为想着要被采访，要再讲过去的事情，他先一天激动得没睡午觉，晚上也失眠了，起来，又躺下，再起来，直折腾到凌晨5时。
谁能想到，老人还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纸的感受，用铅笔写的，笔画很有力量：
我想念我们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战友：王先臣司令员；我们的指导员刘伍同志；在陈庄战斗中，在当时“人在机器在，人与机器共存亡”的纪律下，在敌人已进院的情况下砸碎收发机后壮烈牺牲的鲁门和梁惠亭同志；还有……
我一天也没有忘掉他们。
在那极其残酷的环境里，我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没有动摇，一直坚持到形势好转，大反攻开始，日本投降。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是党，是人民，是世世代代老一辈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时间已过去60多年，我老了。但我一定能够作到保持革命的晚节，并且还要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传递给我的孩子，为祖国和平统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生。本报记者 王冰
影片介绍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党中央为加强上海的地下电台工作，派电台政委李侠从延安来到上海，与党员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在艰苦的工作中，李何之间产生了爱情，后经领导批准结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侠不幸被日军逮捕。不久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派员，将他释放出来。出狱后，国民党地下人员姚苇也误认如此，想拉李侠下水，为国民党工作。李侠深入虎穴，巧取敌人情报，并将敌人的谈判内幕在报上揭露出来。临近解放，敌人疯狂搜捕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恰在此时，两个紧急的重要情报必须要发出去。李侠承担了任务。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让妻子带儿子先行转移。当他发完电报，已被敌人包围。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
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女主角袁霞1978年获南斯拉夫第7届索波特“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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