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7日，陕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二四大队。门开了，三位抗日老战士走了进来。他们面带笑容，说真是不行喽，上了几层楼就喘啊！但是当他们坐定，开始回忆60年前的战斗经历：打碉堡、攻炮楼、扒铁路、杀鬼子……一种自豪的表情写在他们脸上，一股年轻的活力体现在他们挥动的手势中，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洋溢在四周的空气里。他们表现出特有的精气神，仿佛根本不是80岁上下的老人。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所亲历的抗战故事。

　　参加八路　为报仇走上杀敌路

　　孙即兴

　　汉族，1928年7月24日出生，山东淄博人。八级残疾。1945年6月参加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七纵二十一师六十二团二营六连战士。1947年，参加诸城战役时负伤，被评为二等功臣。1948年1月复员后，任民兵队长。1954年10月，在山东新汶煤矿工作，曾任生产组长。

　　1956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入核工业地质局二二四大队，历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等职。1985年5月离休。

　　【印象】面色红润，嗓门很大，说话时手势也挺多。言语之中透出一种山东人豪爽的性格。不仅如此，孙即兴老人的经历会使人不由得想赞一声：“真是一条硬汉子。”

　　与李保生、张振祥不同的是，孙即兴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回忆父亲之死，这个硬汉子并没有流泪，然而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的仇火。

　　说起杀鬼子、搞斗争的故事，早过古稀之年的孙即兴却常常不经意地露出一种轻松。或许，他是把杀父之仇深深埋在心底，而将抗日杀敌的召唤作为人生转折的起点。

　　【自述】我这个人是共产党救出来的，要不然活不到现在。

　　父亲惨被杀害

　　13岁那年，我就下井干活了，一天一夜挖煤，挣几张煎饼吃。矿是日本人开的，在淄博洪山区，有很多矿井，一共编到20多号。我在7号井干活，我父亲在5号井，他是地下党的工会主席。我14岁时，父亲被日本人害死了。矿上资本家的儿子是个汉奸头子，他向日本鬼子告密，发现了我父亲是共产党员。

　　那一天早上，父亲干了一夜活，出井。那个井好几百米深，出井时，晃一下绳子，矿工坐在筐里上来。父亲到半路上，“腾”一下，四根链子被人弄断了三根，筐子摔了下去……

　　我哭着朝父亲扑过去。有工友拉住我。这时候，几个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儿子，领着一帮子汉奸，有二十多个人过来了。我看见他们在狞笑，我哭得更厉害了。资本家那个儿子上来“啪啪”给我两个嘴巴子，嚷嚷着：“我这好好的井，你在这哭什么丧！”我火了，抓起地上一块煤疙瘩，打到他的胸口，把他一下打倒了。他喊叫：“把他拉出去枪毙！拉出去枪毙！”

　　正是上下班时间。我父亲排行老六，外号孙六。当时地下党的工友矿工发动群众，喊着，给孙六报仇！“嗡”一下冲过去，冲散了汉奸队，把我从枪口底下抢过来了。有个矿工叫刘三关，他派了二十多个工友把我送回家。

　　随后，矿上就罢工了，谈判。第一条，首先要保证孙六独生子孙即兴的安全，不能搞暗杀。第二条，要查原因。日本人，还有那个资本家的儿子，以往都是中午12点才来，今天为啥早上五六点就来到井口？还提了赔偿和工资的问题。第二天，刘三关就把我送到他家，山中一个名叫谷山的村里。提防日本人到我家把我弄死。我这才知道刘三关也是个“地下党”。

　　“墨色牡丹”指引我

　　洪山矿待不成了，家里的生活也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当时家里还有我爷爷、我妈妈。没办法，我就和家族里的一个叔叔，还有村里的几个人，被卖到青岛崂山，给日本鬼子在黄海边上，用炸药打防空洞，换点粮食吃。

　　那里一共要建10个坑道。那是1944年，我小，个子也不大，人家还不想要。我叔央求说，能不能叫他背炸药？这才把我留下了。

　　有一天，我背炸药走到悬崖边，发现崖下躲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30多岁，后来知道她的外号叫“墨色牡丹”。她招呼我说，小兄弟，来休息一会，和你商量个事。我说什么事，她说你今后送炸药，每天留一包，放到岩石下藏起来，我们来取。

　　从那以后，我就每次都藏一包，他们悄悄取走，鬼子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几个月以后，她又在崖下等我。这次她带来一双鞋，说，我们调查了，打完坑道，日本鬼子要把你们400多人全部活埋在这里。我一听，急了，我还有一个叔呢，还有几个好朋友呢。她把鞋塞给我，叮咛说，你先假装着继续工作，约好时间我来接应你们。

　　我就回去通知大伙，准备逃跑。工地周围都有电网，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12点，我们三十多个人用板子压住电网，从上面跑出去。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发现“墨色牡丹”在那里等着呢！我们就被他们带着到山里去了。“墨色牡丹”征求我们意见，问我们谁愿意跟他们干。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以前听说的附近碉堡被炸了、火车桥被炸了，原来都是他们干的，而且是我“提供”的炸药。

　　我那时候也有17岁了，就说，我愿意干。就这样，我跟着部队走了。

　　割电线　炸鬼子

　　我被编进八路军工人支队的一排一班。一去就是割电线，割日本鬼子的通讯电线。沿铁路都是鬼子的线杆子。我那时身小力薄，爬杆子，那来得快。带上钳子、剪子，“噌噌”爬上去，“咔咔”一铰，“哧溜哧溜”滑下来，再“噌噌”爬上另一个杆子，底下接应的人就盘电线。

　　割电线是我们的任务和拿手好戏，今天在胶济路上，明天到洪山。要不然就在电线杆子上绑炸药，那时候我胆子大，一点就跑了，“当”一声炸断了，杆子一倒，我们就去铰电线。铰电线其实很危险，我们一个战士，一上去，轰一下被电击了。以后就让大家注意了。不铰电线，就扒铁路，把鬼子的通讯、交通都搞瘫痪。

　　我经过的打日本鬼子的战斗不多，但我还是给鬼子撂了手榴弹。

　　那一次，部队打7号井，悄悄摸进去，给炮楼里放进炸药，把炮楼掀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又反扑回来，想夺回7号井。那时候我和另一个小战士叫董张五的，都是十六七岁，不让我们参战，让我们跟着炊事班。

　　一听说鬼子想夺回7号井，我心里急呀！我比董张五大一岁，我就和他往7号井跑。我们穿过青纱帐，来到6号井与7号井之间。那个地势是马鞍形的，鬼子都趴在马鞍顶上，向7号井方向瞄准、射击。我在谷底呢，一看，妈的，很近，只有二十多米远。

　　当时我正拿着一个手榴弹呢，一下就朝鬼子的方向扔出去，“呼隆呼隆”炸开了。董张五也撂了一个。我们两个拔腿就跑。我们这两颗手榴弹硬把鬼子给打回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大的埋伏。

　　7号井当然就在我们手里了。我向连指导员报告，当时指导员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说，哎呀，你们两个小东西，不让你们上前线，没想到你们还办了个大事情！

　　枪不离身　武工队杀鬼子汉奸

　　李保生

　　汉族，1924年生，河北安新人。

　　194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946年，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武工队一班班长、代理队长。

　　1948年，冀中军区独立三营战士，后编入回民大队三中队。1949年10月1日，作为受阅部队战士，参加开国大典。1956年，转业至核工业地质局二二四大队，历任技校驾驶员、车队副队长、指导员。1984年4月，离休。

　　【印象】黝黑的皮肤，瘦且高的身材。额头深深的皱纹，脸庞、下巴上银白色的短髭。如果不是胸前别满了军功章，李保生老人看起来更像一位华北平原的老农。

　　60多年前的中国华北，正是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罪恶蹂躏的地方。李保生，还有他的父辈，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生存。说起敌后抗日斗争，河北口音的老人语速极快，是仇恨，是愤怒，是忘不了特殊年代的艰辛，是对比今昔的感慨。

　　讲述中，老人的眼睛时而眯缝着，似乎在透视遥远的岁月。

　　【自述】我是1943年入党的，当时是地下党员。那个时候我是俺老家董家庄的村长。表面上做村长，实际上给咱八路军干事哩。我老家那时是拉锯战的地点，环境恶劣得很，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八路军干部和家属。当时我那个枪是不离身的，睡觉也握在手里。

　　护送学生过封锁线

　　1944年初，还穿着棉衣的时候，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护送一批抗大的学生过平汉铁路，就是要通过封锁线。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日本鬼子修的炮楼，四周还有深沟，里面放满水。顺利通过，谈何容易？

　　护送他们过去，到了陕北，你就算立了一功；出了差错，拿你是问。那时候，接受任务没有多余话。我觉得压力挺大，就找了五六个精干的民兵，勘察地形，先摸清鬼子的行踪。

　　到了行动那天晚上，抗大的学生来了，五六十个人，有男有女，都挺精干。我对领头的干部说，我保证把你们送过去，但你得听我指挥，因为俺地形熟。

　　我们几个人带着他们几十个人，刚到铁道边，日本鬼子的铁甲车来了。我们把这个车叫王八盖子，这个车挺厉害，里面机枪火力很猛。我们只能从这里过，它停着不走，咋办？

　　我对学生们说，你们埋伏好，不要动；又对民兵说，咱们过去，到二三百米外，打上几枪。枪响了，王八盖子一听动静，过去了。我们赶快回来，我手一挥，通过！几十人就过去了，送出去七八里远。领头的干部对我说，你完成了任务，我们感谢你。

　　端掉鬼子炮楼

　　1945年初，我到了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武工队，一共两个班，我是一班班长，还代理过一段时间的队长。主要任务就是抓汉奸特务、狗腿子。还有就是保护农民，抢种抢收，坚壁清野，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我还上过冀中军区战报哩！那是日本鬼子快完蛋了，更加疯狂的时候，苞谷出苗还不高呢，中共安新县委书记对我说，交给你个任务，有个汉奸家里的工事炮楼里住着日本鬼子，把它端了。我一听，这个任务很厉害啊！我说，行。

　　天擦黑，我就带一个排上去了。主要把炮楼那个高点压住，就好办了。可鬼子的机枪厉害，哇哇哇地叫，打的子弹不下两麻袋。靠了两次梯子都不行，伤了我们二三十个人。一批倒下了，又一批上去。我们不断朝上扔手榴弹，炸哑了炮楼。另一支挖地道的民兵也快把洞挖通了。小日本一看不好，逃了。

　　我那个时候，20出头，正是干事的年龄。除了护送党的干部，还给八路军送粮食、盐。那时候吃点盐都很困难，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容易。那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头悬腰上“土八路”打败洋枪炮

　　张振祥

　　汉族，1926年8月出生，山东邹平人。

　　1945年入伍。1946年2月－1947年7月，鲁中军区警卫连炊事班副班长。1948年6月－9月，华野八纵司令部三科上士。同年11月，荣立二等功一次。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转业至核工业地质局二二四大队，历任人事干部、农场副场长。1984年4月，离休。

　　【印象】一开口，张振祥老人就“表白”自己没打过几天日本鬼子，语气中颇有很深的遗憾。他讲了一两个与抗战有关的故事，也没有多少惨烈的战争场面或是惊心动魄的情节。

　　老人一直强调自己在部队时大多待在炊事班，没有李保生、孙即兴那样的丰富经历，但他悲壮而沉重的总结，正说出了抗日老战士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共同点———豁出命去也要把强盗赶出去，哪怕赤手空拳！

　　【自述】我是1945年7月参加革命的，在鲁中军区一中队二分队六班。那时候已经是抗战末尾了，鬼子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我跟日本鬼子打过一次仗。那时候把步枪叫钢枪，我们班只有4个人有钢枪，其他人都是土枪土炮，有的人连土枪土炮都没有，腰里挂几个手榴弹。别看是土枪土炮，鬼子最害怕。那土枪里面装着铁砂，打出去就是一片，杀伤力很大。

　　那时人都喊我小鬼，我连个土枪也没有，腰里别两个手榴弹，背着土枪的铁砂子弹。那次在山东莒县发现一小股鬼子，我背着铁砂跟着打。

　　那时候弹药很少，打一次仗就能搞些子弹。这一次，搞了一车弹药、一车面粉。大家都很高兴。汽车咋办？又没人会开。一个战士干脆打烂了车灯，说，把它眼睛打瞎，它就跑不动了。那时候不懂，以为这样车就开不了了。要不然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呢，可硬是这样的“土八路”把鬼子给打投降了。

　　打鬼子、杀敌，真是把脑袋系在腰带上，啥时候跑掉了都不知道。本报记者　孙强/文　陈团结/图

　　【记者手记】

　　说起铰日本鬼子的电线，孙即兴老人甚至展现了一种轻松的场景，他频繁使用的象声词“噌噌”、“咔咔”、“哧溜哧溜”，仿佛战斗不仅仅是枪林弹雨。他的头部负过伤，很严重，昏迷了5天才清醒，耳朵被弹片崩得耷拉下来了，门牙也被打掉了，后脑勺至今还有一个坑……讲述这些往事时，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孩子般的笑容。

　　轻轻一挥手，口中只说了两个字———“通过”，抗大学生就这样安全地被护送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李保生老人用简洁的语言、干脆的手势再现那一段历史时，好像当年没那么惊险和危险。

　　一切都显得这样淡定。一切都是那样的从容。

　　其实，就像张振祥老人说的，当年，他们都是把脑袋挂在了腰带上，杀一个鬼子抵一个，杀两个赚一个。头掉了，不过碗大的疤。杀鬼子，救民族，求和平，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信念在老战士心里丝毫没有磨灭。

　　而老战士孙即兴、张振祥则说：要给我们照相啊，那就到院子里去，花园有好多好看的花呢！

　　老兵们扎起了武装带，戴上当年的军帽，擦了擦胸前的勋章，并排向花园走去。他们已经老迈，而头是高昂着的，胸膛也尽力挺起来；有人拄着拐杖，但步履还很稳健，有力而坚定；精神自然不减当年，饱满而感人。

　　路旁行人看到了，有人说，哟，快看呀，老英雄来了。

　　老兵们就笑了，向着冲他们微笑的人群点点头，表情自豪且刚毅。并未停息的步伐似乎也迈得更大了。他们走过青纱帐，走过沃野千里，走过天安门广场，走在新时代和平的大道上。

　　胸前闪耀的，是已经有些褪色了的奖章，那美丽的光泽令人敬仰。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