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南京市区的一所养老院里，居住着一位91岁的老人，他叫严恭，是当年活跃在抗日前线的一支抗日救亡演剧队的队长，他和他的队员的经历为人们重新打开了那幅历史画卷。
严恭1914年生于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在抗战之前，年轻的他已是左翼戏剧运动在南京的领导人。1937年抗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不顾亲人们的百般劝阻，23岁的严恭毅然前往当时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演剧中。
就在淞沪抗战打响的第三天， 8月16日，在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先进学生、文艺青年，约有200余人聚集在一起，举行了戏剧界救亡大会，并当场组成了13支救亡演剧队。会上，严恭被任命为第三演剧队的队长，他怀着满腔地热血，带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17、8岁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沿宁沪线北上，登上了剧院外的表演舞台。
就在他们离开上海不久，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此时，严恭和他的演剧队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失去家园的那种切肤之痛，更激起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我无比愤恨。唤醒民众，共同抗日，成为当时演艺界共同的选择。无论对于那些已经成名的艺术家，还是第一次参加演出的学生，在救亡演剧队的演出都给了他们一次全新的体验。从上海出发后，这13支年轻的文艺队伍，跟随着抗日部队，活跃在全国各地，一些当地的百姓，看完他们的演出后，纷纷报名参军，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战的士气。
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严恭的演剧队走到哪就演到哪，直到声音嘶哑，热泪长流。当时演出演得最多的是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这出剧以街头卖艺的形式，表现了被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人民艰难的生存状态。这种形式活泼的街头剧任何布景都不需要，什么地方都能演。老百姓们在国土沦丧，痛失亲人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演剧队激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绪。就这样，严恭的演剧队一路表演一路宣传，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然而队员们的生活却因为得不到保障，落下了不少疾患。直到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演剧队被统一收编，队员们的生活才稍微得以改善。
叫嚣着3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在台儿庄遭受到了国军的猛烈打击，然而，由于敌众我寡、武器落后，徐州守军不得不为了保存实力，部署大撤退的计划。日军开始一步一步向徐州逼进。而此时，奉命慰问演出的严恭带领着演剧队正兴高采烈的从河南赶往徐州，对战况还一无所知。让他们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演出就是在一列开赴前线的火车上。
一天，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学员们忽然发现，旁边轨道上停着的火车竟然载满了背着大刀、神采飞扬的西北军。激动万分的学员们立即朝对面的火车高声唱起了抗日歌曲。情绪受到激发的西北军也兴奋起来，双方合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声，顿时响彻天空。
就在严恭和这支年轻的演剧队到达徐州进行演出的时候，日军已调入大量精锐部队，对徐州和台儿庄形成合围之势。对战事毫不知情的他们正紧张而忙碌地四处表演着，他们演出的剧目在当地大受欢迎。1938年5月16日，正在文庙中排练的队员忽然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这群原本士气高涨的年轻人被突如其来的炮火震住了，他们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战争。手足无措的队长严恭带着队员们慌乱地跟着部队没头没脑地走了一天一夜，最后发现只是在徐州城外围打转。严恭急了，闯到李宗仁的司令部，李宗仁让他们随着部队突围。18号晚上，队员们跟着部队沿着京沪线向西突围，部队很快就穿越了铁路，等轮到他们时，日寇的装甲车出现了。严恭不顾一切地拉着队员们穿过铁路，飞扑在路边的稻田里。子弹嗖嗖地从队员们的头上飞过，他们真切感受到战争的冰冷和严酷。日寇装甲车走了，他们爬起来才发现，部队早已走远。眼看就要突围成功的演剧队，突然失了倚靠，他们只能凭自己的感觉跌跌撞撞地摸索撤退。
5月19日，中国军队奉命退出，徐州沦陷。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这群年轻的孩子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日军的队伍，而正这危急关头，队中又出现了分岐。这时候，严恭为了稳住大家的情绪，将演剧队分成两路，想尽一切办法，突破日军的包围圈。白天他们躲在稻田水沟，夜晚起来赶路，渴了就喝坑里的水，饿了就吃几把生麦子。
为了不让一个人掉队，严恭想出了用毛巾撕成条，绑在手腕上，每个人再拴在一起的办法。年轻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更危险，他只有一个念头，谁都不能少。他们路上遇到部队，提出要跟队伍一起走，部队建议他们把女队员留下，被队员们断然拒绝。“生要一块生，死要一起死”，女队员被男队员围在中间保护着前行。最后部队还是同意带着他们，最后扒上了火车，他们终于突围成功了。
当年的学员张道中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发的一条军毯，那是一条历经67年沧桑，已经千疮百孔的烂布。然而，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之下，这一条毯子同时就能睡上6、7个人。一块破毯子，见证了队员们共同走过的的那段永生难忘的患难经历，他们之间也结下了最深厚的情谊。
从徐州突围后，这群年轻的演剧队员又投入了新的战斗，硝烟弥漫的大前线，热火朝天的大后方，甚至民不聊生的沦陷区，都能见到这群热血青年的身影。随着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他们也在战火中一点点的成长起来。此时，严恭也在后方一直从事演剧工作，导演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话剧。
抗战胜利后，严恭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母亲见他只落得个一无所有，掉下泪来，直到严恭把幼小的儿子抱到桌上，说是给母亲带回来的最好礼物，老人家才破涕为笑。
《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开机拍摄，1947年2月克服战后物资匮乏，完成全片的后期制作，上映后一炮打响。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主角江玲玉是上海某大学的学生，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她不顾姨母和表兄周家荣的阻止，毅然参加救亡演剧队，沿京沪线宣传抗日。不久，她与同队青年音乐家高礼彬相爱。抗战胜利后，玲玉与礼彬成婚。严恭和他的演剧队的故事与影片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影片的导演史东山曾说，该影片中的许多情节出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史东山和主演白杨、陶金均参加过演剧队。这13支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一路演出，最后到达重庆，虽然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他们经历的坚苦卓绝的历程和生死考验，却都是极其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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