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反击战

　　参与这场战斗的不全是警察，越来越多的市民正在参与到这个行动中去。

　　尽管在何爱华断手惨案中，当时无人去拦截歹徒而使其暂时逃脱，因而被社会舆论指斥为“广州人，你们为什么集体不作为”。但随着时间推移，一种同仇敌忾的意气，似乎在这个曾习惯于“各扫门前雪”的市民群体中逐渐生长。

　　8月3日上午，在广州市江南大道南与晓园北路交界处，一个抢了万元现金的劫匪在仓皇逃窜时被隐身树下的陈老伯挥腿扫倒。劫匪当场就擒，阿伯左腿腿骨也因此折断，住进医院。

　　8月15日晚10时许，广州出租车司机老张被用枪顶住了脑袋，劫匪想抢走他的钱和车。老张奋力反抗，与歹徒搏斗中巡警及时赶到。

　　8月17日下午，3名男子手持电击枪潜入广州白云区同泰路一出租房内企图打劫。6名工厂的打工者操起玻璃瓶奋起反击，然后机智地将这3名劫匪反锁在屋内，来了个“瓮中捉鳖”。

　　甚至这种自卫反击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在广州天河区中海康城社区就组织过一度让“飞车党”胆寒的组织化反击—— “伏击队”。

　　中海康城的小区内部管理被业内认为是一流的。但是，业主们告诉本报记者，出了康城就不安全了，晚上8点后几乎没有人敢在康城外步行，否则十之八九会遭抢。

　　这个小区处在曾发生过孙志刚事件的黄村派出所辖区内，一些康城业主对这样的治安问题表示理解：“这个辖区至少有三四万的外来人员，又是城乡接合部。他们派出所只有几十个人，想管过来确实太不容易了，治安差不能只怪他们。”

　　然而一年前，康城业主们曾有过一段免于恐惧的时光——那就是他们自行组建“伏击队”的日子。

　　“伏击队”的创建者之一是网名叫“本报专电”的传媒界业主。他回忆，“伏击队”的酝酿是从女友去年3月底遭劫后开始的。此前，每隔一两天就会有小区居民被抢，一腔热血的“本报专电”在社区内部网上号召小区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自卫反击。

　　吃尽“飞车党”苦头的业主纷纷报名，一个纯义务性质的“伏击队”在同年6月9日成立。“伏击队”的业主成员中不但有国企干部、媒体记者、私营企业主、公司白领，甚至还有3名警察与军人。

　　在成立后两个多月中，“伏击队”队员增至69人，8部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轮流到抢劫多发地段开车伏击。有一名队员，因为长时期用望远镜观察路面，结果一拿开望远镜就不停地呕吐。他们伏击的主要方法是跟踪“飞车党”后报警，对逃得快的则直接用车撞翻后报警。

　　“本报专电”与数名“伏击队”队员在一次追击中，被数十“飞车党”围住，后惊险脱身，他的家属担心歹徒会来报复，逼他剃掉了那一头富有个性的长发。在这样的19次伏击中，他们一共抓到两批劫匪，共3人。

　　但“过客”与“本报专电”这两个核心成员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救组织其实只能是临时性的：“不但在法律上说不通，而且，在伏击过程中，或者伤害抢劫者，或者被抢劫者伤害，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会背离原初保卫自己与家园的目的。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自救组织。”更多的是要配合警方，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如提供线索等。

　　2004年8月31日，这个组织自动解散。伏击队的余威还持续了三四个月，康城周围安宁了一段时间。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2004年12月1日，“伏击队”的一位成员驱车在路上时发现摩托车后坐的男子就是几天前抢他手提电脑的人，同时又看到这一男子正在路边抢包，就开车撞翻了摩托车，摩托车主因此受伤不轻。

　　此后，这位摩托车主把他告上了天河区法院，以交通肇事为由索赔40万元。

　　8月24日夜晚，这些老伏击队员在举行了一场酒会。临近子夜的时候，已经有了醉意的老“伏击队”队员“过客” 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听说法院和公安局都支持我，我们这些保卫家园的人啊，真是又辛酸又开心。”

　　不过，一些老伏击队员说，加强治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还是可以根治“两抢”的，尽管难度很大。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实习生 舒 畅 吴智臣 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