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年前的拆违风暴

　　违建风行

　　杂乱小楼阻现代化步伐

　　1981年初春的一天，刚刚由中央调到深圳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梁湘驱车来到街上，他要实地看看如何按照中央的要求在这块土地上“杀出一条血路”。

　　轿车行驶中，马路上一栋栋已经盖好的或正在盖的居民小楼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楼挡住了他的视野，而是满目杂乱和简陋的小楼与他心中筹划的现代化城市面目格格不入。“新兴的现代化城市不能这么建”，梁湘决定要采取行动。

　　小楼的故事要从几个月前说起。特区成立不久，富有商业头脑的香港人敏锐地察觉到对岸土地的黄金价值，于是“点拨”对岸的亲朋好友要赶快建房，并且慷慨承诺会出钱支援。

　　受到“点拨”的深圳人一下开了窍，他们向市政府打报告申请建房，报告还没批复，急不可待的深圳人先下手为强。

　　回想当年的抢建情景，时任常务副市长的周溪舞还清晰记得，他当时住的迎宾馆新园，“后面很多楼农民盖，干部也盖，都没有上下水道”。

　　“这样建下去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周溪舞的判断与梁湘不谋而合。回去之后，梁湘立即找来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罗昌仁。见到罗昌仁时，梁湘直入主题，他第一句便问：“深圳城市建设有没有总体规划？”

　　罗昌仁并不清楚梁湘问这句话的目的，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特区内的城市建设不仅有规划，而且是请了全国100多个专家来做的规划，质量相当高。

　　在明白梁湘的真正意图后，罗昌仁告诉梁湘：“路上看到的居民楼房都不在规划之内，是居民自作主张建起来的，把规划都搞乱了。”

　　罗昌仁还告诉了梁湘一个更让人愤怒的消息，那就是市里三令五申不准居民乱建，但是有令不止，屡禁屡建。

　　铁碗整治

　　副局长参与抢建被处理

　　对初到深圳的梁湘来说，在这个时候能否树立政府权威，是一大考验。

　　主政深圳不久，梁湘亲自操刀，为特区内建房起草文件要点。周溪舞回忆说，“当时最核心的意思就是政府规划外的房屋，都是违法的，都要拆除。”

　　在用文件规定“拆”的同时，政府也给农民留下出路，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原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告诉记者，按照当时的规定，“农民一般是80-100平方米的宅基地，两层半的楼，巷子宽度在3到6米之间，看上去都跟豆腐块一样”。

　　梁湘亲拟的文件要点在第二天的市委常委会上便获得通过，很快以市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出乎意料的是，抢建之风并没有应声而止，反而是突击赶工加速抢建让政府颜面无存。即便是广东省和国务院先后下文也被当做“耳旁风”。

　　“政府查到了问题的根源，当时以职工干部抢建为主”，郁万钧说，虽然也有农民参与抢建，但是当时深圳能被称为城市的地方很小，在农村里抢建对城市影响不大，“只是在城市中抢建和建设现代城市有冲突”。

　　查出症结后，市政府决定从干部入手，刹住抢建这股歪风。出于这种考虑，市里在成立清理乱建房办公室时，特地让分管干部、纪检工作的市委常委刘波来担任主任，可见这场拆违行动的性质已经产生微妙变化，干部实际成为被查处的主角。

　　“当时有个公安局副局长因为这个原因都处理了”，因抢建而被处理的干部远不止周溪舞说到的这一人，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参与到抢建中的大小干部有1200多名。一位局级干部因此被调离特区，还有一位副局长被调往他地。

　　时隔20多年之后，罗昌仁肯定地告诉记者，“这段历史的确存在，当时态度很坚决，雷厉风行”。罗昌仁还记得，在拆违行动中，市里主要领导都有分工，像梁湘、周鼎等人都曾亲自上阵指挥。

　　郁万钧说，由于这次行动政府态度坚决，使得正气压倒邪气，因而打击违建受到群众支持，就连抢建的职工和农民都支持，“至少没有反抗”。

　　妥协之祸

　　政府让步违建逐渐围城

　　1989年，已经平息数年的抢建再次发生，当年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原住民产生心理恐慌，引发占地建房热潮。政府不仅在面对抢建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在原住民不愿放弃旧村土地之时，终止旧村改造，并撤销旧村改造办公室。“政府在政策上的无原则让步和软弱注定其在与原住民的博弈中占据下风”，郁万钧认为。

　　此后，深圳违建局面一再恶化。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抢建潮，与原住民的“义无反顾”相比，政府似乎患得患失，一再退让，一次又一次败下阵来。

　　从1992年深圳宣布特区内城市化，直到2003年10月31日加快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工作，抢建热潮愈演愈烈。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政府，农民、村民都需要政府去教育和引导。”郁万钧这样认为，不过，他也表示，说起政府的责任，并非是政府不愿管或能力差，客观地来说，“是他们面临整个经济体制的转轨，面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政府在新的市场经济问题面前还束手无策，从而变成了听之任之”。

　　“政府不明确谁有权批，谁无权批，这显然是不作为”，周溪舞认为，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涌入深圳，需要住的地方，而政府一直堵死审批的渠道，使得农民胡乱建房日盛。

　　多年以后，“原住民被逼上梁山”被普遍认为是违建疯长的一个深层次诱因。郁万钧也认为，政府这方面的政策确有其时代局限性，“当时政府的考虑主要是解决个人的生活资料，并不是让其发家致富”，结果随着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巨大利益，农民靠房子挣钱，让政府政策无所适从。

　　尝试折戟

　　土地国有化难“登堂入室”

　　“我们老同志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管得很严”，郁万钧觉得有些无奈，“怀念那个年代不为别的，就是我们干事有人给你撑腰”。

　　郁万钧此言另有深意，其实在后几次的抢建潮中，他们并非视而不见。作为职能部门，他们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考虑过农村集体土地的出路问题，但是因为有关方面的漠视而夭折。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全国正在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郁万钧向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进言：“城市国有土地可以有偿出让，那么农村集体土地呢？”郁万钧回忆说，王先进局长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表了态，表示“这是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但是改革的具体思路并没有拿出来，“当时的土地出让业务还没有开始，这属于高层研究的问题”，郁万钧告诉记者，他也曾把这个意思向他的上司提过，“当时的想法就是搞了改革之后，就是土地国有化，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就解决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方案，但在潜意识中就是这个思路”。

　　1990年，郁万钧担任国土规划部门的地政处处长，作为“分内之事”的土地国有化问题再次摆上台面。带着思路，郁万钧某一天来到市委政研室请示。

　　“土地国有化由你们来牵头”，接待郁万钧的是市委政研室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似乎对这样的请示感到突兀，“市委没有布置过我们”。郁万钧听得出来，这位领导的言下之意是市委都没布置过，来找他们有什么用。

　　尽管失望而归，但是在当时上司的支持下，郁万钧和同事们还是决定自己先搞，他们很快做出了方案，不过这个方案一直难以“登堂入室”，主要是市里没有重视。

　　市里不重视，下面的县和镇自然更不买账，郁万钧回忆说，他们试图与宝安区等基层政府协商，“但是一去谈，他们从上到下一个口径，就是认为在阻碍他们发展经济”。

　　23年后，也就是2004年，历史仿佛一个轮回，刚刚主政深圳的市长李鸿忠，将梁湘时期就曾用过的大刀再次抡起。对此，周溪舞、罗昌仁以及郁万钧等都保持乐观，不过在历史的教训面前，他们希望本届政府能真正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