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珍

张礼忠

常德医院

　　在日本人的鼠疫细菌还没有投撒到湖北常德以前，那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商贾林立，贸易繁荣。1941年，张礼忠10岁，一家11口人，他的父亲是常德城第一家图章店的老板，财源茂盛，兴旺发达。何英珍家在常德城南门开了一家大药房，还兼办辣椒土产买卖，生意兴隆。徐万智家是常德近郊的富农，生活富足。这一年的11月4日，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三家人的命运开始了大逆转。

　　张礼忠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佣人同时得病，高烧不退；徐万智的父亲从城里回家也发起了高烧；同样的症状也降临到何万珍的嫂子身上，发高烧，起紫斑。家人将他们送到已经收容了200个同样急症病人的常德广德医院，不出两天，这些亲人便都死去了。

　　国民政府紧急调集了一支200人的医疗小组来到广德医院，发现这些病人同时感染了鼠疫病菌，疫情和一年前在浙江金华发生的鼠疫爆发情形几乎一模一样。鼠疫发病时间快，死亡率极高，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1938年占领了武汉，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常德是当时陪都重庆的交通门户，又是华中战场的粮仓，每天有大量粮食外运，日军希望细菌能通过粮食转移到大后方，制造恐怖，达到兵不血刃制服中国的目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市民听到了飞机的警报声，但投下的并不是炸弹，而是大量的棉絮、谷粒、纸屑，它们裹挟着鼠疫跳蚤，落到常德的土地上。从此，在常德这个不到3平方公里的小城里，每天都有10几个人因感染鼠疫而死去。同时，疫情还在向四周蔓延。国民政府的两名细菌专家陈文贵和容启荣此时赶到了常德，他们分别写了调查报告，证实在常德的历史上，本土没有过鼠疫细菌，外地也没有传入过鼠疫细菌，这是日本飞机投洒的鼠疫细菌。

　　为了不引起恐慌，当时国民政府并未向市民公布鼠疫疫情，但采取了紧急措施隔离患者，注射鼠疫防治疫苗，为了切断传染源，将鼠疫患者的尸体火化。

　　当时的常德弥漫着恐怖与猜忌，鸡犬相闻、家家闭户。徐万智一家因抓药治病欠下大量的银钱，短短18天，家里死了6口人。而张礼忠一家在细菌战和随后的常德会战中死去的人数达8口之多，幸存下来的只有他和他的母亲。

　　鼠疫的威胁又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到了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个村。石公桥镇更成了恐怖之镇，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就新增150 多堆新坟，有2 户人家全家死绝。

　　1946年8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了进行了审判，日军在侵华期间向中国的20个城市使用了细菌武器，受难者逾百万。但在审判席的幕后，731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以向美国提供细菌研究资料为代价，逃脱了惩罚。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从731部队获得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归还日本，日本政府随即将其尘封，至今没有公开。

　　1996年，常德，这个在废墟上重新建起的城市，在沉默中度过了半个世纪。这年冬天，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到了这里，他们包括 3 名律师和1个电视台的摄制小组，在一年以前他们刚在浙江进行了细菌战调查，他们自称来常德的目的是为了搜集细菌战的资料，准备今后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当时接待他们的是常德外事办副主任陈玉芳，她的心里对这些日本人有些抵触，甚至怀疑他们来访的目的。

　　日本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就要求下乡调查。陈玉芳带他们到当年细菌战受害最严重的石公桥镇。一位70多岁的白发老人一听说来的是日本人，极度的愤恨使他高声怒骂。当老人得知这些人是来搞细菌战调查的，是帮中国人的，就上前拥抱他们，刚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日本人流下了眼泪。

　　一濑敬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民权律师，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1995年他接受了中国浙江细菌战诉讼代理的委托。这次来常德，他希望能够详细调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的情况，找出中国原告，和浙江细菌战一并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一濑带来了很多日本方面关于细菌战的最新研究资料。对方的真诚逐渐取得了陈玉芳的信任。一濑希望陈玉芳参与调查常德细菌战的受害情况，在受害者中找出原告，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他表示愿意无偿地为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希望陈玉芳能够签下委托书，让他们来打这场官司。

　　当年43岁的陈玉芳是常德市委中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参与细菌战的调查并非她的本职工作，日后势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陈玉芳虽有些犹豫，但想到这几个日本人都勇于为正义而战，更何况中国人自己呢？最终她坚定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委托一濑敬一郎作为常德细菌战诉讼的日方代理律师，并开始着手成立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

　　1997年，一濑敬一郎又三次来到常德，进行细菌战的调查，为今后的诉讼积累证据，寻找资料。

　　对于细菌战诉讼来说，最重要的是事实确认的问题，事实的真实性非常重要。因为战争的遗害在继续，受害者不愿意说出过去的伤痛，这些会带来这样的问题，真实的事实如何呈现给法院，让法院承认这些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事实的承认是判决的基础。

　　一开始，就连找30个原告都很难，陈玉芳就委托各居委会开会，看当年谁家里受过害，挨家挨户地问。

　　从1997年初开始，陈玉芳带领两名助手在常德周边10个县、30个乡积极寻找细菌战受害者，希望他们说出积压多年的往事，能够作为原告站在日本法庭上。

　　但像张礼忠、徐万智和何英珍这样的受害遗属，都不愿意讲这些过去受到的伤害，一提起家人离去的情形，他们的心就揪着疼。而且他们压根就不相信日本人能真的认罪。

　　刚踏上诉讼之路的陈玉芳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怎样一条布满荆棘的曲折之路。在此后长达9年的诉讼旅途中，她一次次的失落，苦恼，又一次次地奋进，一次次在悲愤中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