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显风流100年

　　当年的越剧文化生态，是越剧编剧、编曲、导演、乐队、演员悉心合作努力的成果。今年5月13日是越剧诞生100周年，在庆祝纪念之余，它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呢？

　　撰稿／钱乃荣

　　初创维艰，赶上良时

　　越剧出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它的雏形是流行于嵊县一带民间的“落地唱书”。那年，四个班里的10个民间艺人加上1个学徒，从余杭来到“陈家桥”投宿，一时想到借些长袍马褂、新娘嫁衣充当“行头”，拼了几张八仙桌权当戏台，化妆登台，演起了《珍珠塔》，就这么简单，越剧便诞生了。因为只消用笃鼓和檀板来伴奏，称为很草根的“的笃班”或“小歌班”。

　　到20年代，渐趋繁华的上海，游乐场所兴起，各种江南江北曲艺汇聚在沪初露头角，“的笃班”们也开始闯荡上海。当他们从“绍兴大班”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后，1920年，男演员为主的“的笃班”，带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第四次闯进上海，才算站住了脚跟，1922年即以“绍兴文戏”的雅名，登上了“大世界”的舞台。

　　“绍兴文戏”还是以男演员为主的，有吴昌顺、梁幼侬、陆长生等，都在“高亭”、“蓓开”、“胜利”公司录下过唱片。到了1923年，艺人金荣水在嵊县组建了“女子文戏”的科班。

　　1928年1月起，女班蜂拥至沪，到1940年有36个在沪荟萃，一时“女子越剧”及其委婉清柔的唱腔便风靡上海了。这时的上海，由于商业的充分市场化和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文艺高度竞争发展和高质量繁荣。“女子越剧”在上海和浙江市镇站稳脚跟并一枝独秀代表了正宗越剧，这是越剧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在艰难的初创期，越剧姐妹们是互相扶助的。在“越剧十姐妹”之前，我们知道，还有著名的“三花”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越剧皇后”姚水娟。在“三花”中，施银花“执女子越剧唱角之牛耳”。1942年6月，施银花受聘于宁波天然舞台，邀请徐玉兰合演。演出第一场就发生风波。当地观众敲锣打鼓送大匾，招摇过市，大捧天然舞台原头肩小生，故意要给徐来个下马威。头炮戏是《盘夫索夫》，那位头肩小生争着要演全剧。施银花即以自己的影响，让人给新来乍到的徐玉兰也送了匾，最后达成妥协让徐出演《索夫》。从此事中可看出施提携后辈的气度。徐玉兰就在与施银花搭档时，由初学花旦转演小生，后形成了著名的“徐派”。

　　勇于改革，带来繁荣

　　1942年10月开始，袁雪芬等应运开始了对越剧的改革，她的“雪声剧团”每隔两三个星期就推出一个新剧目，在编剧、导演、舞美、灯光、表演方面都作新尝试，从1942－1944年共演出了30个新剧目。1944年尹桂芳、竺水招也进行改革演出《古庙冤魂》。1946年雪声剧团又推出了有现实意义的《祥林嫂》，轰动一时，成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在这以前的越剧唱腔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很优美的。我们从1937年“丽歌”唱片施银花、屠杏花唱的《十美图·盘夫》，赵瑞花、李艳芳唱的《梁祝·楼台会》，姚水娟、竺素娥唱的《借红灯·龙凤锁》中，1941年“胜利”唱片姚水娟唱的《西施浣纱》中听到的唱腔、读到的唱词，都还相当单调粗糙，嵊县土腔很重，远没有50年代时如此优美。越剧唱腔的优化时期比沪剧要晚。

　　但是，越剧唱腔在40年代后期突破了原来主腔明快、跳跃的单一曲调，发展了柔美哀婉、深沉舒展的“尺调”和“弦下腔”，这是越剧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尤其是“越剧十姐妹（徐天红、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范瑞娟、吴小楼、张桂凤、筱丹桂、徐玉兰、尹桂芳）”和毕春芳、戚雅仙、王文娟、陆锦花、金采风等名角，将这些腔调越唱越精越美，还各自开始磨练出了自己的流派唱腔。她们就是后来将越剧带进了50年代新社会的台柱。

　　流派纷呈，佳剧迭出

　　建国初年，戏剧和演员受到充分的重视，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越剧和各种地方戏曲都获得空前繁荣的进展，其民间化也达到登峰造极。

　　50年代初戚雅仙的一曲《婚姻曲》由当时一张还称为“人民唱片”的78转唱片传送出来，真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唱出了时代的变化。上海的街闾巷间，人人都会哼上几句“小别重逢梁山伯”、“为了你，舍生忘死盗仙草”，连到弄堂里来推销“洋线团”的也会站上高凳先唱一段“戚雅仙”再做生意。越剧在上海的平民化程度，连小学生在同学家里也会穿上长袖衣，头上挂着珠子咿咿呀呀表演一段，居委会或中学生在节日的联欢会中也会有一场自排的化妆戏出演。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富萍》中就写到过社区群众60年代为看戏争抢座位的情景，真是比小菜场上排队抢买黄鱼还要热烈。

　　当年的越剧文化生态，是越剧编剧、编曲、导演、乐队、演员悉心合作努力的成果。越剧的唱词是各种地方剧中文学性最高、抒情性最强的。不少高雅古典剧目的演出使唱词和说白文读化，摆脱了嵊县过土的语词。

　　情节虽有借取40年代同名电影，然唱词具有高度文学性、雅俗共赏的徐进编剧的《红楼梦》，首屈一指，长期以来为全国越剧爱好者珍爱传唱。戏剧家田汉曾在40年代为越剧编剧《珊瑚引》，50年代又编剧《情探》；著名小说家苏青担任芳华越剧团编剧化名冯允庄编写了《屈原》、《江山遗恨》、《卖油郎》、《宝玉与黛玉》等剧目，这样的剧本唱词当然是一流了。

　　越剧的表演集中展现了江南文化中柔和嗲的一面，责之者称它“软绵绵”，但是，它既典雅舒婉又妩媚传情，那一举手一投足一甩水袖，那曲曲弯弯如清溪细水的拖腔中，透出来的就是那种出自天然的秀美。越剧最适合演曲折的爱情戏，它表达出来的感情比其他剧种更细腻和动人，它的人物有“服天地生人之巧”的“态”，它的情节再现了“旧曾谙”的江南好风景。

　　王文娟唱“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遇知音”，一句甩腔，无限哀怨地表达出黛玉发自内心的对真情的渴望呼唤和对人生的无奈悲怆。孟莉英唱“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呀！”多么顺其自然的平常话，在那种情景那种腔调里，竟是一腔悲愤失望椎心泣血九曲回肠。毕春芳唱“那玉堂春可算得义重恩也深！”“深”字拖腔之一语三转使感激之情表现得无限痛彻深沉。从这些越剧的唱腔里，我们仿佛听到了天籁之声。

　　由于越剧之美，五六十年代里，拍摄过许多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老虎抢亲》、《追鱼》、《情探》、《碧玉簪》等。原来只是一种地方剧的越剧却传遍了大江南北，拥有全国的无数“粉丝”。

　　劫后重热，余音袅袅

　　越剧各派名角，都在60年代将自己的流派唱到最高水平，越剧的发展也开始了男女演员同台合演，如史济华、刘觉等男演员也很成功。各种流派唱腔也后继有人，如杨文蔚之于毕春芳，像得难辨彼此；赵志刚之于尹桂芳，青出于蓝。

　　告别了10年禁锢之后，群众对自己喜爱的越剧曾经迸发出异常热烈的向往。越剧电影《红楼梦》刚开始重映时，上海几十家电影院连放几周，从白天连放到深夜，有的是通宵放映，观看盛况空前。在70年代后期起直到80年代，越剧依然兴旺。各派“粉丝”们为了心仪的名角，聚集剧场，如追捧小生赵志刚和钱惠丽的“粉丝”，互相较劲还吵到打起来的程度。

　　百姓中也有很多的“粉丝”把各种流派的精华唱段学得惟妙惟肖。至今在群众性自我娱乐的舞台或场合，都缺不了越剧的演唱。在浙江，“越剧小百花”还是人才济济。

　　电视机的普及，剧场票价的飞涨，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一些原因，引来了一个戏剧背时的年代，越剧如何突破这个尴尬，挺起来重塑海派文艺的辉煌，我们又有许多话儿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