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破产”，一个无法绕开的沉重话题

　　人民网·天津视窗12月9日讯：近日，天津大学校长单平因为严重失职，被免除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据报道，在天津大学副校长杭建民私自挪用上亿元资金进行证券投资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一案中，校长单平负有不可推卸的失职责任。

　　高校：疯狂的坏账制造者？

　　《中国经营报》：有关部门调查显示，2004年8月，在大商股份公布的半年报中，天津大学就以持有大商股份197万股位列公司第七大流通股股东。在西部钢铁企业新钢钒2005年8月9日公布的半年报中，天津大学惊现流通股股东榜首。是哪些原因导致高校成为危险的股市玩家？是哪些原因导致高校的资金监管形同虚设？

　　蒋国华：我们现在很多高校校长的权力是无限大的，他跟副校长一商量，就能作出上亿元的决定。天津大学这次是在股市上炒亏了，要是成功了，赚大钱了呢？那也有可能被学校当做功臣载入史册。

　　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没有“安全防范机制”。高校的钱越来越多，但至少有三个问题没有规范。其一，高校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没有界定；其二，公办公立学校的资金监管和操作的规范不完善；第三，校长的职权边界在哪里，没有界定。

　　在市场经济下，教育的运作，是不是产业运作？肯定是，但同时也是不完全的市场属性，如何规范这种环境下的经济运行问题？现状是，问题客观存在，但是没有规范。很多事情，最后是道德卫士在说话。

　　袁剑：高校并不是不能参与投资，国外的高校也有相关经费的运作，但是很专业化，通常是以基金的形式运作，来自高校的基金在机构投资中也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中国的高校并没有专业化的团队，并且决策也不透明。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利益输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去控制个人的决断。这些大学校长没有把学校家底亏完，就万幸了，亏损几千万元太正常了。

　　我们现在对高校的关注集中在教育质量、师资上。但是，从财务角度关注的很少。事实上，现在很多高校都通不过财务审计，与上市公司相比，差远了。

　　高校和上市公司一样，都是需要内控的。从理性的角度，现在应该关注的，是几年后如何控制住高校的风险。

　　刘军宁：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公立大学不能从公开的资本市场上集资，也不能从私人那里募资或扩股，其资金来源，除创收与接受捐赠外，只能从政府财政或银行获得。如果当地政府财政拮据，那么，银行便是唯一的大笔资金来源。银行也乐意把钱借给大学，总觉得大学与企业不同，政府不会让大学破产。因此，不论借多少钱给大学都是十分“安全的”。资金安全的隐患也由此而生，因借款给大学产生的坏账急剧增加。可以预计，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不论有多少坏账，也不会破产；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不论欠下多少债务也不会破产。考虑到可能的政治影响，坏账越大，银行与大学破产的可能性越小。这样，不论有多少坏账，银行与大学双方都无后顾之忧。只有无足轻重的私立学校也才有破产的风险。

　　银行与大学不会破产，而坏账却在飞速增加。一旦风险引爆，政府只有拿纳税人的钱来填平。然后这一过程重新开始。所以，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者？如何让银行成为负责任的资金借贷者？靠自觉自愿地改造现在占主导的国有银行和公立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唯一的办法是大规模地引进竞争者——民营银行和私立大学。

　　大学校长：教育家、企业家、还是风险投资商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高校究竟是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益单位还是什么？它的性质该如何界定？

　　蒋国华：早期的大学，可以由国家包办，但是现在，高校需要的钱越来越多，都由政府掏，政府是掏不起的，高校必然会出现多个面孔。这是很正常的，就像一个人，他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父亲，这并不矛盾。高校也是一个多面体，不是纯粹的事业单位，也不是纯粹的企业。高校就是高校，它不会像企业那样运作，也不会不经商。笼统地讲，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产业性，一个是公立性。

　　袁剑：某种程度上，高校和政府一样，承担的是社会基础性的责任，是国家人力资源的基础建设。就像国家的法制一样，都是不能市场化的。

　　高校也离不开国家拨款，所以不能完全剥离。从这一点看，高校自己经营公司显然是不适合的。一方面，高校享受着国家财政；另一方面，又去市场化的运作。这本身就是对市场的不公平。高校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为基金参与，但是，不能行政参与市场运作。

　　但是，中国的高校有一种原始的冲动和扩张，表现在疯狂盖楼、拼命扩张。高校赢利的冲动也非常之大，学费也是一涨再涨，并且是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市场发生波动，供需稍微紧张一点，高校的风险就很大了。其实，这一点市场上已经有所体现了，一些高校的EMBA招生已经出现困难，只能像做生意一样到处打广告。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当学费一贵再贵后，高校不能对招生做出无限扩张的假设。学费收到头，还有多少收入可以收的呢？

　　现在，高校既受到隐形的财政担保，又盲目扩张，这就失去了约束。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导致高校既不像高校，也不像企业。

　　高校至少要独立运作，不能两边资源都占有。而且，作为教育单位不能是以赢利为主导。它需要筹资，也需要经费。不过，它的收入是要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不能像公司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

　　刘军红：这是一个教育的本原问题。也就是学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教授曾非常忧虑地说：“教育产业化使不得。”表现了一位老教育家对中国的高校教育及其改革的责任。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终极目标。而人才的有用化，应该是大学的目标。为了有效地培育有用的人才，大学需要必要的经营活动。问题是这种经营活动要设定在什么层次上，以怎样的规则来运作。日本的大学改革，鼓励学校参与企业活动，允许学生中途退学，保留学籍，办企业。这是借鉴美国新经济的经验。其目的是促进大学积极将科研、教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是至今，尚没有听说日本政府允许哪所国（公）立大学经营房地产，更没有听说政府鼓励大学校长亲自操盘炒股票。

　　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确实在经营着某种“基金”，例如著名的耶鲁大学的基金甚至获得了我国政府认定的QFII资格，可以在我国境内直接代理经营中国股票业务。最近，日本的私立大学，如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也开始筹办类似的大学基金。但是这种基金的运作，是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其方式也是要遵循一般金融基金的运作规则的。一般而言，这种大学基金的运作，通常与保险公司的运作方式接近，即不直接炒作类似股票、房地产等高风险商品，而多数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相对低风险产品，或通过信托投资公司间接运作。　　

　　高校凭什么不能破产？

　　《中国经营报》：自从1999年高校获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后，就开始出现高校大规模向银行借贷的现象，诸多大学城甚至是数十亿、上百亿元的投资。你认为，对于财务危机四伏，甚至资不抵债的高校，将来有没有破产的可能？

　　蒋国华：这是一个当前不适宜的话题。中国高校的破产，从广义的概念讲，一定是可能的。但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一定不会的。将来也不会存在破产的可能，除非是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不会让高校破产。连银行都不会让它破产，更何况高校。不过，如果问题严重，估计会缩小规模。

　　大学城的风险，只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到最后，换人、换校长，力争有所进步。一切客观存在，但就是没有规范。

　　为什么高校能贷这么多款？地方政府也支持银行放贷，潜规则里，贷款是有国家担保的。对此类风险的控制，是教育部的事情了，除非哪一天教育部下文，说不许贷款，那也是不可能的，高校肯定是需要贷款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如何对风险进行控制。

　　《中国经营报》：袁剑先生曾提出一个命题：“从1999年到现在，中国大学经历了一场豪气干云的牛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纳税人已经为证券业重组付出了数千亿元的代价，为银行业重组的埋单数额更高达万亿元之巨。但是，大学的账单还未交出。一个精神上颓废衰败、财务上千疮百孔的大学，是中国后改革时代留给我们的又一笔沉重的负资产。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重组大学是未来的一个大问题。”

　　袁剑：从财务的角度和技术的角度，很多高校早就破产了。但是，中国的高校，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准入的规则，我认为它是一个垄断性的准入行业。这种垄断性的准入，在外界看来，被认为是隐性的国家单位。这就存在财务上的担保问题，高校的财务被看成是有国家财政担保的，就如同国有银行和国有证券公司一样。

　　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早年，在资本市场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戏言，认为证券公司是国有的，是不可能关掉的。2001年，媒体也有过争论，讨论券商会不会破产？现在看来，破产的危言是成立的。财政负担不了的时候，只有让它破产。

　　证券公司是10亿～20个亿元的盘子。高校是更庞大的规模，如果任由高校的风险扩大，国家隐形的担保和负债将是非常大的。高校破产将来一定会发生的。至于什么时候，决定于政府的财政极限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财政、我们的体系承担不了高校庞大的负担时，必然就会出现高校破产。

　　高校现在披着很多袍子，正在疯狂扩张中吃自己的商誉。它既不是上市公司，财务也不透明，外界只能用推论和逻辑去了解它的风险，从个案的数据中去发现它的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候，媒体更多的呼吁和关注，至少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早点把高校的风险捅出来，形成一个公共舆论，能发挥很多作用。

　　《中国经营报》：中国人一般对于教育、医疗这些行业总是有着莫名的恐惧，认为如果大学或者医院破产了，遭殃的还是普通学生和百姓。中国经济和社会不能承受大学破产的冲击吗？

　　刘军红：大学能否破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教育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条件。如果在“教育市场”上能形成合理的“优胜劣汰、新陈代谢”规则，那么我国的“教育市场”应该是稳定、持久的。百姓也不会对大学的破产感到“恐惧”。只要教育市场的准入渠道是畅通的，市场主体是丰富的、多元的，也就是教育市场具有足够的“厚度”，就不应该存在社会承受力的问题。

　　链接

　　根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达到了近2000亿元，不少高校负债累累。比如，某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被披露贷款余额75.4亿元，仅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政府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而有些高校在基建上，银行贷款甚至达到建设资金的90％以上。

　　它山之石

　　在日本，国立大学属于国家直接拨款支持的大学，其大学教师属于公务员系列。大学改革后，日本的国立大学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开始执行“法人化制度管理”。既然是法人，就要按照法人的基本规律行事。在权限上，国家允许高校办企业、搞经营活动，甚至搞基金的增值、保值工作，允许学校与企业联合搞科研项目等。但是，学校的财务运营方式要遵循透明、公开原则，不仅要接受大学的“教授委员会”的监督、审查，还要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监督。

　　在日本的大学里，“教授委员会”权力很大，其成员是本校的教授，而不是官员。这样，日本的大学不存在“人治”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有哪位校长敢擅作主张，私自运用学校资金。（谢扬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