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国内高校近年的急速扩张,有评论认为是又一次非理性的大跃进。大跃进的背后,则是持续扩招欠下的巨额债款。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借贷总额达到1500亿-2000亿元,几乎每所高校均有贷款。
高校破产说将高校视同市场主体,且资不抵债,自然就与破产不远。其实,我们的高校是不会破产的。这不仅因为高校并非纯粹的市场主体,不能全然以经济理论解释其行为,而且公办高校的东家是政府,事实上,今天高校负债累累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即出于各级东家的意志,有了政府兜底,高校无论如何是不至于破产的。
我们并非毫无立场地反对高校负债发展。高校发展的资金来源,无非政府拨款、收取学费、高校自筹、社会捐助,在历史欠账严重、财政支持不够的情形下,高校适当举债发展不可避免。众所周知,高校负债改善了校园环境,提升了硬件水平,这些都是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优质资产。问题是由谁来判断,什么样的负债是在高校良性发展的必需范围之内,什么样的负债是高校盲目扩张留下的包袱?当下作出这个判断的,显然不是最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大学自身。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完全为政府主导,大学丧失了自主和独立,政府说扩招就扩招,说建城就建城,说借贷就借贷,大学校长不过帮政府领导背书而已。因此,如果要为今天高校巨债缠身的窘况追根溯源,第一板子并不能打在大学校长身上。
有专家指出,高校扩招贷款实际上是高校、地方、银行三方谋利。大学有政府撑腰,乐得广建楼台馆所;地方政府有政绩粉饰,乐得向上邀功请赏;国有银行有财政担保,乐得从此无险无忧。如此的利益同盟,如果不是高校抱怨政府财政支持不力,令到大学还本付息也气力不支,恐怕没有谁会对高校发展的真正问题予以关切。事实上,比之今天的破产之忧,高校体制的改革要急迫得多。
市场化改革深入至今,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一直是外界对于高校改革的不满评价,而高校在管理体制、学术体制等各方面暴露出的恶果,已足令社会感到痛惜。直至今日,政府对高校仍然采取集权模式进行管理,几乎垄断高等教育的发展命脉,严格意义上的民办或者私立大学,并没有真正出现。大学与政府的行政级别相套而分为副部级、省厅级几类;大学校长仍然由行政长官任命,只须向上负责;大学的专业设置由教育部统一规制,政治理论统一必修,各类统编教材强令推行;行政权力向学术领域侵入,学术资源分配由行政程序主导,学术评价听命于权力暗示……唯此种种,才有今日大学不堪承受的债务缠身,才有骇人听闻的“汉芯一号”科研作假,才有邱成桐批评伪劣的人才引进,才有钱学森所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高校破产一说,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忧思的再次涌现。所谓破产,固然有其分析视角的强调侧重,并不必然成为现实。在高校体制积弊日深却改善乏力的今天,它再次释放出社会各界对高校改革的强烈焦虑。综观历史,大学制度早已随人类文明的发展日臻成熟,成为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睁眼看世界,实在没有理由漠视这些先进制度,耽误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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