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遭民企联合抵制 另类维权考验法制

　　《瞭望》文章：民企“另类”维权考验法制

　　民企“搏出位”的另类维权努力背后，有着精确的计算，是对政府依法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林嵬 张军

　　《瞭望》新闻周刊在对近年来陕西、河南发生的一些民营企业“经济维权”案采访时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在行政纠纷中，有意识地采取知识精英代言、扩大舆论影响等非传统方式，精确制造社会压力，谋求自身权益，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提出了新考验。

　　上述案件所涉及的石油开采权、环保政策等普遍是重大决策，而所在地方政府往往在处理过程中简单地以行政手段收回资产、关闭企业，从而引发矛盾。涉案民营企业都有一定资产，倾向于在维权中形成组织，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大打“法律牌”、“舆论牌”、“上访牌”，使有关政府部门陷入被动，矛盾复杂化。

　　“红头文件”引发民企“联合抵制”

　　据本刊记者了解，一些地方在落实重大政策时有时以“红头文件”行政命令方式简单执行，引起民营企业抵制。

　　2006年2月，河南省政府下发《关于批转2006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关闭禹州市无梁镇等三个区域所有水泥立窑生产线，解决个别区域水泥行业严重污染周边大气环境的突出问题。

　　由于上述企业长期严重污染，文件发出后，饱受污染之苦的所在地群众拍手称快。

　　但被关闭企业则反应强烈。得知要被关闭的消息后，禹州市7家民营水泥企业迅速成立“禹州市水泥行业协会”，共同抵制“关闭令”。

　　7家企业选出的维权代表时建业说：“我们都是合法企业，各种证照齐全；为了治理污染，7家企业均新上了除尘设备，并于2004年底通过环保部门验收，仅过了一年多，就要全部关闭，大家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现实。”

　　有关资料显示，无梁镇7家民营水泥企业涉及股东1500人，总资产1.9亿元，关闭之后企业主和股东将遭受巨大损失，而政府的补偿却只有105万元的“水泥立窑拆除补助费”。

　　禹州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企业虽都上了治污设备，但在实际运行中，一些企业有“偷排”现象。按河南省政府有关规定，第一次发现超标排放的，处以罚款，第二次被发现，报请地方政府停产或关闭。

　　禹州7家水泥企业则认为，现行法律中没有“关闭企业”这个概念，河南省政府文件在法律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有问题。2006年3月，这些企业向河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上述文件。5月23日，河南省政府以文件不是针对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7家水泥企业对这一决定不服，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裁决。

　　类似的还有已持续三年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陕北“油老板”维权案，纠纷起因也同样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

　　2003年，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发文，要求榆林市政府将“民营油井”产权、经营权、收益权收回。陕北各县按文件精神，中止了所有与民营石油企业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

　　此前的1994年，中石油曾与陕西省政府签订协议，从长庆油田矿区中划出部分面积，交所在市、县开发。当时陕北各县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开发石油，从而形成了近千家民营企业、涉及资产近70亿元的“民营石油产业”。

　　“禁油令”出台后，为维护自身权益，陕北一些“油老板”联合起来，成立了“维权诉讼代表大会”，提起行政诉讼。并以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一直持续至今。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件的出台，在大的方向上是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的。

　　诉求“舆论化”个案“社会化”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在一般渠道无法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趋向于借助专家、媒体力量造势，把个案问题“社会化”，通过舆论攻势向政府部门施压。

　　2006年7月15日，禹州无梁镇7家民营水泥企业在北京召开“禹州水泥企业生存发展问题专家论证会”，邀请多位国内知名经济学、法学专家参加。会上有专家认为：河南省政府前述文件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的；合法存在的企业，政府不能以任何行政理由来关闭。

　　论证会之后，国内先后有十多家媒体对“禹州水泥企业状告河南省政府”事件进行报道。

　　由于河南省政府一直未受理禹州水泥企业的行政复议申请。去年底，禹州7家水泥企业再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就“下一步怎么办”求教专家。

　　一些企业寻求舆论支持甚至扩大到境外。《关于批转2006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列出的被责令关闭的水泥企业中，有一家水泥有限公司是港资企业，关闭过程中，厂方请来境外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2006年10月至11月，境外多家媒体刊登相关报道四十多篇，其报道内容多有未经核实之处。

　　而陕西“油老板”维权案中，“油老板”们总共集资500多万元，发动了一场持续2年的“舆论战”。他们创办了网站，不断发布维权动态；还在北京举办三次大型研讨会，先后邀请五十多名国内知名法律、经济学家参加，质疑陕西省政府的行政行为；国内外三十多家媒体、网站对此作过报道，连一些国际媒体也发表了文章。

　　北京的一些学者、律师还前往陕北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广为散发。

　　在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在制造社会压力时都有精确的计算，其每一步行动都有律师、专家等帮助出主意、想办法，以使行为界定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又求得最大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