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民事赔偿款一半都拿不到

　　来自市二中院的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去年，法院判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款447.76万余元，案均获赔6.4万元，但是，受害人平均实际得到的只有2.33万元，大多数受害人连赔偿款的一半都拿不到。连日来，记者采访全市多家法院了解到，几乎每个法院每天都能接触到一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当事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受害人。

尽管他们手里大多拿着一张法院判决加害人给予他们一定数额民事赔偿的判决，事实上，由于加害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服刑，或根本就没有履行能力，他们打赢了官司却换来一纸“法律白条”。

　　调查

　　被工友打残治疗费无人买单

　　“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赔偿款？”昨天，小罗的妻子又从四川老家打电话到海淀法院，焦急地催问赔偿款的事，小罗则浑身颤抖地坐在轮椅上，有些呆滞地看着妻子。他们多么期盼法官能跟他说“赔你的钱到了”，可答案让他们又一次心痛。

　　1999年，小罗在海淀某工地打工时，被工友聂某用铁管打伤了头部，经诊断为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重伤他人的聂某被法院判刑9年，可25万元的民事赔偿，对这个一贫如洗的打工仔来说成了“天文数字”。聂某明年就要刑满释放了，8年过去了，小罗还没拿到一分钱。忍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小罗，还在无望地等待治病的钱。

　　遇害家属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我愿意赔，可我没钱！”这是2005年9月11日劫杀出租车司机并冲撞人群致3死、6伤，制造了令人震惊的“王府井惨案”的被告人艾绪强，在被判处死刑时留给受害人家属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使获赔23万元的遇害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一家陷入了绝境。

　　现在，刘荣霞和她70多岁的患病婆婆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在丈夫这个顶梁柱倒下后，不足一亩的口粮田成了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了给两个孩子交学费，她把家里的3头猪和2棵树都卖了。“能卖的都卖了，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对策

　　特困临时救助金:法院申请民政出资

　　去年6月，市高院和市民政局联手推出了《关于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凡是具有本市正式户口且生活困难的人员，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民事伤害赔偿、其他民事事故赔偿等案件中，被执行人确无或暂无履行赔偿能力的，都可以由法院向当地民政部门代为申请低保待遇或临时救助待遇。

　　去年底，“房山灭门惨案”被害人的父母，获得了房山区民政局给予的1360元的救助款和大米、油等生活物品。老两口紧握着登门送钱送物法官的手含着泪问:“以后还会有救济款吗？”

　　至今，全市多家法院都向所在区县民政部门，代当事人申请了临时救助。仅市一中院就已经为8起案件的10多个受害人代申了1万多元的临时救助。

　　涉诉信访救助金:救了群众愁了法院拿不到赔偿款，生活确实困难的一部分当事人，往往会因为无助而迁怒于法院和政府，四处上访告状，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去年初，市二中院首创了“涉诉信访救助金”，启动资金10万元，救助那些在涉诉信访中最委屈、最无奈、最困难的当事人。目前，基金已经启用2万元，救助了6起案件的当事人。尽管支付的每笔救助款数额不多，但对上访人来说却是救命钱。

　　然而，基金救助了群众却愁坏了法院。据悉，这笔救助基金是法院从行政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没有外界支援也没有财政拨款。二中院院长王振清说，法院设立基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救急，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法院每年的行政经费毕竟有限，在基金的资金来源、运行管理上仍存在很多困惑。“设立救助基金不是法院分内的事，我们更重要的是向社会释放一种‘信号’，唤起全社会对这类弱势群体的关注。”他说。

　　专家说法

　　国家救助制度应尽快出台

　　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矿生律师指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数额一般较大，单靠法院的力量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由国家成立一个基金，担负起这些人的生活、求医问题。这既是国家保障公民人权的法律要求，也能消除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制度。

　　据了解，今年，最高法院已经开始探索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并在全国10家高级法院作为试点。本报记者高健RJ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