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非法拆迁第一案”调查 八年维权路(图)

　　5. 8年，求得一个书面上的公正

　　达不成协议，还要告到法院，还得起诉到长安区法院行政庭。

　　“硬着头皮也得去呀。”檀武振说。

　　2001年6月5日，檀武振向长安区法院提起行政赔偿的诉讼，法院于同年11月7日开庭审理。檀武振看到此案的合议庭成员有原一审审判长苏维艳，就提出申请回避。

　　张开恩：“一审时，她(指法官苏维艳)就是审判长，判我们败诉，这次还是这个案子她又出来了，为了公正审理此案，当事人提出回避，理由是充分的。”

　　但审判长崔建宣布“不影响审理，继续开庭。”

　　无奈之下，张开恩、檀武振只好离开法庭去找该院院长，院长耐心地告诉他们，别太在意这个，没事。几分钟后，当他们返回法庭时，审判人员已经离去。

　　2001年11月19日，长安法院作出裁定：认为檀武振在本案开庭审理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本案按撤诉处理。

　　檀武振：“我是在庭审前提出回避的，怎么算我中途退庭？”

　　但就为这个“细节”，檀武振的官司又在两级法院往返了4年。

　　2005年6月8日，石家庄市中院作出裁定，檀武振的案子由长安区法院继续审理。

　　2006年6月14日，长安区法院作出判决：被告长安区拆迁办重新组织对原告檀武振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不支持檀武振的赔偿请求。

　　檀武振：“以我对法官的了解，这样的判决结果已经是偏到头了，我也彻底对长安区法院失去了信心。”

　　檀武振：“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早在6年前市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中就已经认定区拆迁办违法拆迁，既然是违法就应该赔，而这次判决却是补偿，这岂不是把违法拆迁合法化了？”

　　檀武振不得不再一次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年9月19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终审认定：限期拆迁决定应由人民政府作出，拆迁部门行使该项权力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长安区拆迁办对檀武振使用该项权力无法律依据，其对檀武振私房作出的强制拆迁决定属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对上诉人檀武振私房实施拆迁的行为属违法行政行为，对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该进行赔偿。

　　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重新组织对上诉人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属定性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判长安拆迁办“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檀武振进行赔偿。”

　　历经7年漫长的诉讼，案件终于有了满意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到目前还停留在书面上。

　　王学锋(长安区拆迁办现任主任)：“法院也没具体说赔多少数额，我们怎么赔？以我个人之见，赔100万都应该，但钱要政府出，那是纳税人的钱，一个人说了不算。不行的话，他还得告到法院，让法院强制执行。”

　　胡宝安(长安区拆迁办拆迁科骨干)：“老檀的情况，我们都同情，这么多年，人家一分钱补偿没拿，人家不胡搅，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一直走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过，话说回来，你说那房子该不该拆吧，留着屋子露半截房茬好看啊，从城市规划、城市形象上讲，拆也是对的。至于行政违法了，我们承认，但那要看当时的大背景，不能用现在的政策法规来衡量8年前的所作所为。”

　　檀武振：“拆迁办给我算过一回，就给13万元，老胡说是领导定的，我问哪个领导定的，依据是什么，他死活不答复。我看最后还得走强制执行这条路。”

　　记者：“还要到长安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吗？”

　　崔建：(长安区法院行政庭庭长)：“他可以找中院申请异地管辖，申请别的区法院强制执行。”

　　6. 违法拆迁背后的利益纠葛

　　张玉柱(原长安区拆迁办主任)：“打通西大街，当时是政治任务，当时农行是个全国先进，经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学习，连个路都不通，市里就想改造一下。”

　　1996年8月1日，石家庄市政府开了个会，研究“打通西大街问题”，张玉柱也参加了。

　　一周后，石家庄市政府办出了个《会议纪要》，其中关于西大街的有以下内容：

　　“长安区重视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工作，从积极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目标出发，提出了由区牵头打通西大街的新思路，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和鼓励。”

　　“鉴于西大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打通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是很多的情况，本着积极支持、特事特办的原则，在配套费的减免和规划手续的办理中，市将给予优惠政策和照顾。西大街开通后，路两侧及规划绿地上可以搞临建，期限确定为8年，8年后如城市建设需要临建应无偿拆除。”

　　“打通西大街应体现长安区为城市建设做贡献，而不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红线规划，拆迁安置、开通马路，临建补偿等等随后依次展开，可预料的经济利益争夺也就开始了。

　　王建国(原范安街拆迁户)：“西大街离博物馆几十米、几百米，地理位置相当于金字塔的塔尖儿，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得很，谁说‘不是很多’？简直是瞎说八道。”

　　1997年，王建国住在离省博物馆几十米远的范安街18号，两层小楼，下面的门脸租给开游戏厅的，月收入3800元，楼上还分出一半租给别人。但在一声拆迁令下，随着自家房子被推倒，一切都化为乌有。

　　王建国：“政府说是建绿地，等我们一搬走，却是六通公司盖临建收租金了，而且拆迁证上没我家的名字，为这儿，我没少去拆迁办闹。”

　　王建国：“我就抓住一条，为什么拆了民房建临建？我赁着门脸好好的，你政府出面让开发商盖临建挣钱？你们说的绿地在哪里？”

　　一位知情人曾估算了一下，西大街打通后，两边的临建，一年的租金在1000万元到2000万元。

　　而打通西大街的费用，是有数的———就是给居民安置补偿。王建国告诉记者，拆迁户总共270多户，一户一户加起来就是了。这是总费用，其中在第一次红线内的，由市政府出了1000万元，路西有建行、农行的地方，两家出800万元。剩下的资金缺口应由长安区政府出，区里没钱，就想了个办法，谁出钱，就让谁受益，把规划中的路两侧盖临建，让投资人不吃亏。当时的石家庄市六通房地产公司，给区里写了个报告，愿意出800万元，为城市建设做贡献。

　　现在的西大街的数码大厦和路东的一溜三层临建都是六通的。

　　为此，六通房地产公司应该出800万元帮助政府完成拆迁安置。

　　具体六通这800万元怎么出，最后的收益怎样，外人不得而知。

　　张玉柱：“800万元应打到拆迁办的账上，但六通打到账上就很少一点，说用于安置拆迁户的经济适用房是他们的，就抵了，后来区政府一个领导让我们拆迁办再划几百万元给六通，我们没干。”

　　王学锋：“这你别问我，不是我办的，纪委专门查过这两笔400来万元的去向，还问我们有什么权力划给个人。”

　　胡宝安：“印象中上面说，剩80万元给拆迁办，其余都划走，为什么划、划给谁，咱不知道。”

　　檀武振：“拆了我的房，六通想建临建，我不让，还有不少范村拆迁户，一看他要建临建，就组织起来推了，后来六通退了一步，就空出我家还有另外两家的地出来。”

　　现在，这块所谓的“绿地”成了临时停车场，每天有长安治安服务处的人来收停车费。

　　记者手记

　　拆迁·钉子户·法治

　　小山

　　说实话，别看被炒得那么热，重庆“钉子户”还真不太具有标本的意义，因为这对夫妇有相当的能力(包括阻止强拆的动手能力和吸引媒体热议的能力)，支撑那个孤岛样的小楼在那块“风水宝地”完好无缺地坚守，一守就是几年。

　　但更多的拆迁户可没这么“牛”。

　　比如檀武振，名义上是“钉子户”，但被拔了8年了，至今也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补偿。重庆“钉子户”享受了法治的果实，檀武振只是见证了法治逐渐完善的进程，更多见证了一个普通公民物权保护的举步维艰。

　　檀武振的命运才是普通拆迁户的基本命运。

　　无论是行政执法的大环境还是小环境，8年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檀武振，在政府行政部门面前，显得是那么势单力薄。那时“经营城市”正当时，政府没钱，还要把城市建设得更好，不能落后，只好两步并作一步走。于是很多地方，片面地把“经营城市”理解成追求城市规划的利益最大化，以“人民”的名义“驱贫引富”的拆迁纠纷，越来越多。

　　拆老百姓的房子，为老板铺路，本不是城市经营者的初衷，但却成了不争的事实。本应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和社会公正的拆迁户，反成了城市建设的“钉子”。一切都源于利益，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开发商的利益，拆迁户自身的利益。

　　“政绩”算不算利益且不说，长安区拆迁办是有利益诉求的，因为这就是个事业编的自收自支单位(现在已经不是)，作为一个部门，它要工作，还要生存的，就是说，它要在拆迁安置中获利的。

　　开发商要利益，拆迁户更要尽最大的可能寻求补偿。

　　如果几方达不成协议，谁能跳出利害谈公平？只有找人民法院了，那是“公民说理的最后去处”。

　　但最让檀武振伤心的就是他在基层法院的遭遇，他说，这比违法拆了自家的房子都让他气愤难平，因为个别人的行为，差点让他丧失对法律的信心。

　　8年，为了这个“非法拆迁”，他苦过，痛过，抗争过，失败过，但他相信，总有说理的地方。他相信，城市终究是人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