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臣氏员工甘愿被搜包暴露法治之痛

　　毕诗成

　　屈臣氏员工上下班要被查包一事被曝光后，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日前，记者就此事对北京屈臣氏分店进行探访时发现，下班查包仍在继续，有员工称：“我们是自愿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种检查很正常，时间长了我们也都习惯了。

　　（5月22日《中国青年报》）说句粗鲁的话：专家愤慨的热脸，遭遇了员工无动于衷的“冷屁股”。这很尴尬，却很现实。

　　翻开近两日的报纸，还能看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两条新闻：广东原副省长刘维明为儿谋利，多次利用职权向地方主管要地皮，要开发权，最终导致1.6亿国资流失。此过程中，未曾闻听有基层领导说“不”，统统沉默地悉听遵命（5月22日《扬子晚报》）。另一消息说，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要回他人所欠的6.18万元买矿款，经常到法院报到，请法官吃饭，前后找了数十趟，总花费高达7万元，最终一分钱也没有要回来。有论者认为，张志祥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公权力拥有者的吃、卡面前一再退让，是此荒唐事件的最大教训（5月21日《解放日报》）。可见，在歧视、滥权、腐败面前，沉默者、顺从者大有人在。但法治需要公民个体毫无阻碍地主张自身的权利，在沉默者的基石之上，如何盛开法治之花？

　　遗憾的是，从张志祥到“屈臣氏”员工，到“听招呼”的地方领导，甚至到每一次办事时先想着找熟人的我们，有几人敢说自己没有成为顺从者？埋怨公民个体不敢主张权利，难免轻飘了点。毕竟，每一个正常人做事都会估量成本，在公司第一次“查包”之时反抗会怎样？

　　在法官第一次要“吃饭”之时反抗会怎样？在副省长第一次“打招呼”之时向上举报又会怎样？……而对于敢于说“不”者，有诸多被打击报复的事例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在法制不健全的时代，个人的反抗多半会成为堂吉诃德式的悲剧。但时至今日，劳动法有了，公务员法有了，法官行为规范也有了，我们还能把责任推给谁？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拯救法制的仍然只能是法制本身。法律，只有被近乎苛刻地被执行，才有生命力。要使公众在利益面前敢于不再沉默，纪检法律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姿态，以更高的标准让现有法律高压线带上谁也触摸不起的“电”———如果企业一违法便有人“小题大做”地追究到底，如果领导一胡乱打招呼便会被纪委约去“谈话”甚至撤职，如果法官一顿吃请被举报就会付出巨大代价，如果法律对于举报的弱势功臣被报复不再无动于衷，那么，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一身正气，而愿意唯唯诺诺憋屈地活着？

　　法治社会需要时时明白、处处主张权利的“敢说不”的公民。法治能否真正实现，或许便寄托在公众是否继续“沉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