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权力斗争逻辑论

　　中国大学的权力斗争逻辑论

　　羽良

　　这两年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以外的惊人之举不少，从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招生风波，到大学改革之争，再到讲师阿忆“走穴”和丘成桐炮轰事件，几乎可以写成一本北大版的《儒林外史》。

　　据邹恒甫的这封公开信透露，此次冲突起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利用职权，将邹无理开除出光华管理学院。同为第一代海归经济学家，同在北大任教多年，为研究教学以外的事情不惜撕破脸皮，甚至闹到要公开上书中国教育部门最高官员的地步，这样一桩象牙塔内的办公室政治八卦，已经足够挑逗起大众眼球的注意力了。

　　邹教授公开信上的黑纸白字是真是假，他和张院长到底孰是孰非，作为大学以外的人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的本质是学校内部人事权力斗争的延伸。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中国的大学里，既非首创更非偶然。其所折射出的国内大学体制现状，也远比邹、张二人的个人恩怨如何收场更该为人瞩目。

　　不客气的讲，行政强权扭曲大学在中国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远的不说，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在博客撰文，批评院内某些领导罔顾学术大行官僚作风，最后遭到职权领导打击报复。这一看似茶杯里的风波，几乎一夜之间通过媒体传遍中国，其事件的核心，同样是行政强权侵蚀大学精神。那么，行政权力是如何侵入大学的呢？它又是如何损害大学教育的呢？

　　想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回顾一下1992年时发生的一件对中国大学影响深远的事情。是年，中国高教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14所“副部级”大学。这些大学的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且书记和校长享受副部级待遇。而后，在2000年和2003年又增加了17所。而在1992年之前，中国只有政府认定的“重点大学”，大学本身并无可对等的行政级别。可以认为，1992年的这次高教改革，是行政权力彻底侵入大学体制的起点。因为学校管理者的任命权从此完全脱离大学本身（在此之前，只有校党委书记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大学从内部组织到管理均成为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庸。国内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的一项研究，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校改革的这些变化，归于政府“行政吸纳”政策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行政吸纳”，不仅令行政权力彻底压制了大学本该具有的自治精神，更令我们体制中不算优良的行政权力逻辑，一级一级的复制其自身到大学之内。于是，不仅在大学教职体系中，甚至连学生会这样的学生组织，也同样复制了这样的权力逻辑。

　　搞清楚行政权力如何驾驭到大学之上，也就不难发现国内大学的再生产过程，早就因为这样的权力扭曲而发生了变化。大学广泛的依赖于财政拨款，大学内部资源分配则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力的青睐与否。权力的逻辑也就此转变成大学再生产的逻辑。在这样的再生产逻辑下，大学内各级管理者成为理所当然的既得利益者，而其利益目标也必然是权力而不是学术研究。大学的再生产过程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再生产也就不可避免了。

　　如此再看邹、张之争，邹恒甫以公开信这样激进的形式表态并反抗，其根本上仍旧遵循了上述权力的逻辑。只不过这一次，所诉求的是更高一级的权力来进行终极裁决罢了。（钟文-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