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的氛围中，《凤凰周刊》把董桥的书列为了解香港十年不能忽略的十本书之一。兼有报人、文人、学人身份的董桥已然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标杆性人物。不管世事怎样的纷扰，文化的撞击何等的激烈，他执意要做文化遗民。就像他至今不上电脑敲字，却掌管着一家报纸；他接短信从不回复，对于手写的书信，却欣喜若狂。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香港一日报社长。
香港专栏作家，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为当代中文书写另辟蹊径。著有文集《旧情解构》、《另外一种心情》、《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等。
董桥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香港讲国语的人很多了 对国语的认识深了 问：内地更多的人是从您的文字里认识您的，您的文章曾被定为小资必读书籍之一，包括好几个著名的主持人都是特别喜欢您的文章。董桥文章已带有明显的风格，不用看作者，只看段文字，就知道是董桥的。您有没有想过再写一些别的，会尝试着改变下风格吗？
董桥：说风格，可能会有吧，我写每篇文章的时候，都在想我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之后的风格怎么样，我很难说自己会感觉到，通常写完之后，自己再看的话，没有那么好。总是觉得正在写的才是最好的。比如写小说或者用小说的写法看看能不能把散文写得更不同一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时间做大规模的试验，退休之后可以做试验，用一些我自己想了一段时间的新的方法去写东西。这个东西也未必是散文，也未必是小说，可是有一种新的处理方式，我心中总是在这样想，怎么个处理方法，心里虽然知道，可是写出来自己会不会满意，这个东西很难判断，就像你现在拍一部电影也好，拍一部电视剧也好，导演的功力很重要。就像写一篇文章，自己是导演，这篇文章怎么铺陈，这个你写的时候才会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问：半个世纪，最快的是这十年里，内地的文化和香港文化交融比较多，您觉得内地的文化对香港有没有冲击或者影响？
董桥：肯定，一个很明显的，非常表层的影响已经有了，香港的广东人是讲广东话，香港因为经济的成功，使得香港人自我中心变得很强了，过去是很排外的，全部外省人都是上海人，广东人为中心，自己感觉自己重要，现在我看都变了。现在大陆很多人都来香港了，香港人做生意也好，讲国语的人很多了。这点对香港来说非常重要。以前广东人不说国语，在香港的广东人不说国语，就使得香港的中文教育失败，香港的学生写出来的中文不像中文，而像方言，像广东话。如果香港的学校，小学、中学每天都有一堂用国语教的古文课的话，香港的小孩中文会好一点。这一点，回归之后，对香港最大的贡献是这个。比如说香港人开始会用国语说话，开始用普通话讲话，用普通话思考，用普通话思考的话，让他写文章不会那么辛苦了。回归之后，这是很重要的发展，一个很新的，也是非常积极的发展，我觉得很好。大家对国语的认识深了，而且大家都会讲，大家慢慢学着说。这次回归以后因为来的人多了，像香港人做生意，要来往，我很高兴有这种情况。
文化是不分国界 没有鲜明的地方或者地域的概念 问：这可能是表面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我们提到香港这么多年是混合的文化，中、西都有，但没有融会贯通，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点有没有改变，现在的文化精神是不是依然这样？
董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香港这块土地是回归了，人心还没有回归。而香港来说，你说有一个中心思想吧，他不会有的，因为过去英国人殖民统治时代，是英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混在一起，广东话教育和英文教育，中西混在中间。你说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心思想吗？他不会有的。过去没有，以后不会有，文化层面，我不觉得需要有中心思想。文化是不分国界，没有鲜明的地方或者地域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思维。懂一些外国语言的人，我会觉得对文化的看法和对文化的敏感度深一点，跟你光懂一国语言，两国语言，三国语言，你的文化层次可能不一样。你对文化的敏感可能也不一样，你会看到一些不懂那个国家的人。这一点就证明所谓的文化其实不可能为大家都认同的中心思想的，应该不会。每个思想在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但是在心里的信仰或者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是会有的。
问：但是会比较晚一点，会不会担心没有文化的责任，比如儒家传统讲要保留什么，传承什么，会不会有缺少文化责任。
董桥：看过余英时先生写的书吗？我们交往很多年，讲历史，我看当代余先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像他这样的人写一些书来，比如香港人有一百人的话，不可能一百人有80个人看余英时的书，可能是一两个，有一两个看余英时的东西，连续下来。不是余英时是对中国历史的构想或者反思完全是对的，不过余先生的关怀在香港越来越少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个。余先生当年在香港教过书，他在香港读书，景仰书院，中文大学前身有一个新亚学院，那是钱穆先生开的，后来，新亚书院并入中大，钱穆走了。余先生是钱穆的学生，那个时候很多是大陆过来香港的，那个时候在香港的知识分子关怀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关怀会比现在浓，比现在强。因为文化捍卫传统不会有，应该不会有，而且不应该有，越是广大的自由越好。你不能不接受外国的东西，不能不接受外国的资讯，那就很麻烦了。我非常开心大陆的多大年纪，随便写一篇东西都很通顺，就跟讲话一样，你们用国语对白，香港不是这样的。
他从小就没有这个，回归非常积极，非常乐观，而且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会讲国语，开始学讲国语。像我们这种人，我从台湾来香港，那是1965年，那个时候不懂广东话，大家都讲广东话，必须得学。那个时候50年代、60年代，从大陆过来的作家，都不讲广东话，他们还是坚持讲国语，讲一些带有各地方言味道的国语，然后我们慢慢就学讲广东话。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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