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在灾后心理治疗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9·11”发生后，作为心理卫生专家，耶胡达曾为纽约市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她的病人中，有一名女子，世贸中心有人从天而降，砸中她坐驾的挡风玻璃；另外一名女子，世贸中心倒塌时，她在隔壁餐馆作女招待。

　　耶胡达说，令她吃惊的是，直接因“9·11”留下心理创伤的人，并没有政府预计的那样多。

于是，她和塞克尔把187名“9·11”发生时正怀孕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她们当时距离爆炸中心非常近，后来均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们的婴儿出生一年后，压力激素水平显示，其心理处于高度焦虑状态。

　　“你可以说，那些母亲因为基因的缘故更容易患上心理疾病，并把这些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也可以说，因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们与心理正常的母亲行为异样，使得她们的孩子下意识地患上此病，”塞克尔说，“但有一种现象让我们认为这是‘胚胎计划’所致，即只有‘9·11’发生时孕期仅剩少于或等于3个月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处于心理焦虑状态。”

　　民间组织应扮演什么角色？

　　“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成功地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将坏事变为好事，其主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广泛动员民间资源。一方面政府通过民间组织募集资金、开展救助；另一方面通过发动社区志愿者预防恐怖袭击。“9·11”以后，美国大约有70%以上的国民为这次危机进行了捐赠或提供志愿服务，仅美国红十字会的募款资金就高达数亿美元。民间组织的积极介入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参与者的自豪感、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的凝聚力，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美国政府的压力，使得政府有精力致力于国家的长远规划与战略发展。

　　民间组织之间、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和平理性互动，互相制衡，防止社会走向极端

　　一个绝好的例子是9/11以来，由于主导恐怖袭击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美国社会自发地出现了一定的对伊斯兰恐惧、仇恨的心理。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 运用自己的团体的力量，一方面大力宣传伊斯兰教的阵地，让美国民众分清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恐怖分子的狂热和仇恨的区别，一方面积极利用多年来在美国的社团交往和与政府交往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关系，影响政府高官和别的社团领袖纷纷出面呼吁美国热（尤其是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心中要保理智态度，不要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画等号。CAIR这一系列的努力，不仅防止了像二战期间迫害日本侨民那样迫害伊斯兰教徒和中东国家侨民的事情重演，而且还在中东地区的冲突问题上影响了一大批美国人，让他们认识到不能用战争来解决一切。在另外一些社会问题上，如如何处理福利和享受福利的主要少数民族问题，如何处理维护基督教文化传统和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问题，众多的民间组织的立场与哦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些组织各自运用自己的选促含教育工具和成员的努力活动，影响和说服政府官员。其结果是各方的理念和要求达成一定平衡，既防止诸如道德全面滑坡的问题，又捍卫了宗教不干涉政治的立国之本；既减缓或扭转了政府预算被过大的福利迅速掏空的问题，也照顾到以少数民族（主要是黑人和墨西哥人）为主的享受福利的群体不受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