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前赔偿减刑”引发争议

　　“被告人认罪、积极赔偿的，可酌情减轻刑罚。”9月24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在河南省率先实施“判前赔偿减刑”制度，并作出第一例判决。此案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一系列争议。杨卫林是湖北孝感农民。今年4月26日晚，来郑打工的杨卫林骑车与马某相撞。在互殴中，杨拿起一根木棍，将马某面部打伤。杨被控故意伤害。此案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赔偿协议，杨家人一次性赔偿马某各项损失2万元。对于受害人马某来说，已经拿到赔偿的他，特意向法庭提出请求，对杨卫林给予减轻或者缓刑处罚。

　　法院根据该院新设的“判前赔偿减刑”制度，采纳被害人意见，决定对杨从轻处罚。法院认为，杨卫林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确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故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对于二七区法院这项举措，从业十几年的律师赵万军说，无论法院的初衷如何好，仍难逃“花钱买刑”的嫌疑。赵律师分析说，“判前赔偿减刑”这类做法大多模仿国外的“辩诉交易”，但该制度在法学界一直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国内法院不宜全盘引进使用。按照“辩诉交易”所定，只要被告人认罪、积极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就可减刑。

　　赵律师说，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有明文规定，所以地方法院无须重新下文。最高法院200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认罪态度好，法院肯定应酌情考虑。

　　赵律师说，由于这项制度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掌握，所以业内对此一直相当谨慎。“主要原因在于，它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尤其是对穷人不公平。”

　　有关这一新制度，一些从事法学教育的讲师和教授们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受害人家属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利于社会稳定，但应慎用；而几名律师明显不赞成，理由是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太大，不利于司法公正。

　　同样，普通市民对该制度的看法也不相同，以反对者居多。但其中，一个市民支持者的理由是，既然我花了一大笔钱去赔偿受害人家属，就应该比没花钱的被告人多减点刑，在市场经济下，富人这样做可以理解。这总比穷人既开车撞死了人，也没钱赔偿要好得多。

　　对于这一逻辑，北京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左旗栋律师认为，不分穷人富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算穷人开车撞死行人，他没钱赔偿，但各法院目前均有司法救助基金，受害人家属也可以通过国家的司法救济获得一定帮助。“不能因为穷人没有钱，就成为不能减轻处罚的理由。”左旗栋说，反过来，也绝不能因为富人有钱，就能花钱减刑。

　　积极赔偿受害人，就能获得轻判？“判前赔偿减刑”制度是否有法律依据呢？这项制度的实质是否“花钱可以买刑”呢？

　　郑州市民、法律工作者杨卫东认为，如果按照二七法院的做法，是不是只要手中有钱就可以为减刑而讨价还价？一旦开此先河，不仅有损社会的公平，也会带来无穷后患。这种“赔钱减刑”显然有损于法律的威严，更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同样的罪，应该有同样的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就说明，刑事赔偿原本就是犯罪人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赔偿不能成为减刑理由。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杨教授对二七法院的做法表示担心，他认为，实行“赔钱减刑”也会一定程度地纵容犯罪的发生与危害程度的升级。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谋财，如果赔钱就可以减轻处罚乃至于“买命”，那么一些经济宽裕者实施犯罪就可能变得肆无忌惮。

　　“我支持二七法院的"判前赔偿减刑"制度。”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甘泽远持同意观点，他认为，至于花钱不花钱的事，体现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抚慰，是一种悔罪的表现，这对缓解双方的矛盾冲突是有利的。法律如果能缓解矛盾冲突，那为什么要关进牢内呢？两者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不能用朴素的单纯的报复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从构建和谐社会来看，法院这么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二七区法院刑庭副庭长，杨卫林案主审法官庞礴对此解释是，对于这些争议，他事先没有料到，但“判前赔偿减刑制度绝对不是"花钱买刑"，它们有本质区别”。

　　庞礴对该院实施的“判前赔偿减刑”制度的法律依据作了详细的解答。他说，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七法院刑庭庭长张相卿说，“判前赔偿减刑”绝不等同于“花钱买刑”。他说，设立该项制度的目的，是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给被告人改过的机会，并通过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达到对被害人家庭的救助。将被告人赔偿与否，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作为一个酌定从轻情节，有利于案件和谐结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张相卿庭长表示，把对被害人经济赔偿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考虑，必须符合“判前赔偿减刑”制度规定的条件，第一，适用案件的范围，包括轻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等，可以适当实行赔偿与量刑挂钩；而对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暴力犯罪，原则上不适用；第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并在判前主动赔偿被害人经济赔偿的，应适当考虑从轻处罚；第三，受害人自愿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罪行；第四，量刑适用程序上具有严格规定，对可能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必须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据介绍，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是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给他一个改过机会，通过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被告人赔偿与否，是否取得受害人及家属的谅解，这都是法官酌情考虑的情节。

　　但是，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能获得减轻判刑或免刑。该院对“判前赔偿减刑”规定了四个必需条件：首先，适用对象是轻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等，可以适当实行赔偿与量刑挂钩；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暴力犯罪，原则上不适用。“比如说交通肇事，如果你撞死人后逃跑了，后来被抓回来，就算你赔偿再多，但性质恶劣，法院就不会给你从轻处罚。”庞礴解释说。

　　其次，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在判前主动赔偿受害人的，可考虑从轻处罚。再次，受害人自愿接受经济赔偿，并愿意谅解被告人。

　　最后，程序上有严格规定，对可能判处缓刑或免除刑事处罚的，必须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不是主审法官一个人说了算，避免内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