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南方周末》发表姚洋先生的《“命价”决定污染水平？》一文，文中称“命价”是吴思先生发明的中文词，并在此基础上通篇运用“命价理论”分析环保治理问题。其实，“命价”并非吴思所首用，他的“血酬定律”中的“血酬”一语也是受“血价”的启示。“命价”、“血价”是藏族习惯法规范。姚先生所用“命价理论”，也只是假借“命价”之称谓，并无“命价”之实质。依姚文之意，环保治理与经济发展攸关，与命价并无逻辑关系。
命价源于藏族古老的习惯。命价，藏语称为“什吨”，本意为“千”的数词，取意于“千金难买一人生”或“千金人生”，通常理解为一个足够多的数量，后又经学者套入佛理中与之同音的“空”概念。藏族历史上之所以用“什吨”表示命价，有其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诚如《十五讼律卷龙吼》中所解释的一样，把命价称为“什吨”，是因为“既然"什吨"是"空"的意思，那么取得命价并不能变富，支付命价也不能变穷”。
藏族社会，松赞干布时代始有文字。之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适用命价的记载。但是，已有了“杀人者依其大小赔命价”的规定，并且把命价分为死命价和活命价。命价，作为法律名词，远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启用。到了赤松德赞时期，确立了赔偿医疗费及命价的标准，颁行了“九双木简”的法律，明确了命价的种类和层次。四百年后，元朝曾在藏区颁行蒙古律，但命价仍行之。到了第悉帕竹时代，统治者重新厘定法律，不但将命价分为九等，而且还规定了各等级的具体金额。此外，还有“八岁以下儿童杀人，除负担善后费用外，无赔偿命价之习惯”、“物主杀死女贼者不适用命价”等特别规定。及至第悉藏巴、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杰尖措时代，有关命价的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杀人命价律”是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一部刑事法律规范，它是对杀人行为的社会评价和法律规范。之后的历代王朝，在沿用这一规范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成为藏族传统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命价律是部落刑律诸篇中置于篇首，最重要的一篇。民主改革前的中部藏区，根据命价作用的不同，分为命价、活付命价和血价。命价是对杀人行为的一种财产处罚，血价是对伤人行为的一种财产处罚。
在藏族各部落，命价分部落之间的命价和部落内部的命价两种情况。部落之间的命案，除兴师报仇外，由另一部落头人出面调解命价和退兵款。部落内部发生命案，一般由部落头人、活佛出面调解议定命价。被杀者为盗贼或者造反者，不需偿命；杀死无辜者赔命价，命价多少视双方家族财势大小和威望高低而定，也受历史阶段和地区的影响。命价以田地和牛羊折价赔偿，并供丧葬念经费。命价以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确定等级命价。女性命价是男性命价的一半。赔偿命价后，便请僧侣替死者念经超度，告慰亡者灵魂。经念毕，让双方吃咒发誓，称为“人不违誓，狗不吃铁”。
中世纪的诸多法律文献中在谈到命价的设立原因时解释道：从藏律和霍尔律看，“霍尔律对杀人罪实行体罚；藏区因笃信佛教，对杀人罪则偿付命价。”设立命价：一是用钱财劝退复仇亲族，扭转势不两立局面；二是官方主持公道，控制事态恶化；三是服从法律洗心革面，促使不再重犯。不论是命价还是血价都以金钱和财物为基础，任何部落、任何种类的命价都离不开这一特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是命价的本质。
在藏族习惯法中，命价遍布各个部落的刑罚制度里，杀人赔命价，是内部秩序法的重要内容。按照佛教理论，人若想修成正果，先要修成人身，故格外仇视杀人行为，同时，摆正了命价与死刑的关系，以命价限制死刑。命价的功能是息讼，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命价血价赔偿方式控制了部落社会的血亲复仇。命价严格的财产性，显示了财产在吐蕃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现代社会人类不仅认识到杀人行为的野蛮和不人道，而且把死刑也列入废除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藏族习惯法所确立的命价规范仍具现实意义。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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