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稷
近日,《张元济全集·书信》3卷面世,其他部分即四、五卷诗文、六、七卷日记,八、九、十卷古籍研究著作将陆续付梓。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1892年科举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戊戌变法前,曾在清廷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短暂的官宦生涯,使得张元济政治救国的理想破灭。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开始以出版为试验田的教育救国之路的探索。张元济网罗各方人才,兴办新式教育,整理国故,译介西学,仅用了30余年,就将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拥有一千多个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业务范围兼及图书、报纸杂志、学校教育、图书馆、印刷、电影、文具制造等领域的出版巨擘,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重镇。
《全集·书信》共3卷,收录张元济书信共4475件。涉及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人物,以数量多寡计,往来最多的是商务的同僚属下,如致丁英桂(1901~1986,浙江平湖人,历任商务印书馆多部门职务)达943件,信函内容大多是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琐细事务;其次是藏书家,如四川藏书家傅增湘286件、浙江藏书家刘承傒254件,浙江藏书家顾廷龙91件;然后是文人学者,如蔡元培88件,胡适80件……另有为数不多的与政治家的往来书信,如蒋中正2件,毛泽东3件。
人生在世,不过百八十年,能否成就一两件大事,在笔者看来,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抱负,二是眼界,三是人格,最后才是能力。
出版是一个“述而不作”的行业。张元济一生,见诸报刊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方面的言论并不多。他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的思考,大多寄托于他网罗的人才、兴办的事业和出版的图书中。故而其每一个出版方面的主张,莫不是蕴涵着关乎民族、关乎国运、关乎文化存亡发达与否的深层观照。例如张元济一生不遗余力地整理国故,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四部丛刊》、建东方图书馆,这是张元济以民族的自觉,保全文化的香火。又如,他致力于引进西学,兴办洋务。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入主商务后大规模地引进西学,着手进行新式教育的改革实验,旨在以开放的胸襟、进取的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塑造我中华新型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人格。
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视作其终身的事业,不论在台前或是幕后,他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商务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因此也打着深刻的张元济烙印。
《书信集》中与政要的往来书信,在全书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即便如此,仍能够从中看出张元济在读书、出书的日常功课背后,无时不在的对中国政治民生与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列举一二:
一、致好友、清末大臣盛宣怀,共38件。其中一件写于1900年,时张元济33岁,正当壮年。6月17日,八国联军从海上登陆,天津塘沽刚刚失守,张元济急致函盛宣怀,慷慨陈词,纵论时局,忧国之心,跃然纸上。二、致蒋介石,2件。一件写于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之际。他去函呈述整理二十四史计划,同时寄上在校勘《二十四史》之余编著的通俗读物《中华民族的人格》;第二封写于1956年,张元济力劝蒋公“继钱武肃而起”,促成两岸统一。三、致毛泽东,3件。一件写于1949年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返沪后;另两封均写于1951年,以公元纪年落款。其中8月29日函,写在解放军进藏前夕,洋洋千言,尽陈西藏解放后“首都特设西藏语文学校”、“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宜特设西藏语文专科”、“宜编辑藏文常识之书”等对藏文化政策主张。
与一般人对张元济印象不同,张元济一生虽长袍马褂,却喜食西餐,也颇喜欢同新式文人来往。他常常说自己一生“喜新厌旧”,这一点从其1930年写给胡适的书信可见一斑。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昨天……觉得那李斯一节说来最透澈、最和平、真是有价值的。现在一班卖缯的和那乡下老太婆(我想吕雉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很会卖俏的姑娘,所以会给刘邦看上)都上了台!要将那二千年扮演,而且人人都想做孔子,诛诛少正卯。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的专制局面又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这便怎样好?这封书信,不仅罕见地使用了白话文,而且语言俏皮,观点颇为新派。《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