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杨德龄给当今家族企业的启示

　　来源：《人物》杂志

　　晋商杨德龄给当今家族企业的启示

　　汾酒商人与商人资本的转型，使其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衰势中新生，对照近年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大量家族企业、民营企业，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的家族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路径，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化蛹为蝶时，要求企业决策者抓住机遇，果断抉择。特别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小的家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改变自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办法，与时俱进。

　　领晋商一脉汾酒转舵

　　文/孔祥毅

　　历史进入20世纪初，中国十大商帮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多数走向衰落。称雄商界500年的晋商也红极而衰，大多淹没在时代变换的浪潮之中。只有为数寥寥的晋商，经艰难转型，由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封建商人转变为现代工商业企业家。汾酒商人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其掌舵人就是杨德龄先生。

　　晋商显赫的分支：汾酒商人

　　据史料记载，汾阳酒历史久远，北齐武成帝高湛(534-565年)在晋阳写信向洛阳的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灼两杯”。历经唐宋的重大发展，到元代汾酒开始出口西欧。元末山西杏花村各酒坊的汾酒已经成为汾州的代名词。汾州孝义生产的白色莹彻、如冰清美的羊羔酒，贴着杏花村商标出口英法等国。到明朝，国家废除酒类专卖，实行征税制，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晋商把汾酒制作工艺带到了全国各地，山西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烧锅1000余家，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府设烧锅200余家，酿酒工人不下六七千名。当今国宴所用的茅台酒，最初是1704年山西汾阳商人郭某在贵州茅台镇雇用汾酒酿造工人用汾酒配方制造，供茅台镇的山西、陕西盐商们饮用，如今东北的烧锅、新疆的古城大曲、青海的青稞酒、武昌的汉汾酒、湖南的湘汾酒、邯郸的邯郸酒等等，据考证都是汾酒的变种。汾酒商人在明清时期已经与晋商中的茶商、票商等一起登上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名牌名商。

　　汾阳王家慧眼识人

　　清光绪元年(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王协舒，已经在北京、天津开设多处商号、银号，这一年又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聘请孝义人杨德龄(1859—1945年)为大掌柜。同年王氏兄弟分家，宝泉益酒坊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经营，改名义泉泳，增加投资，改善条件，仍然由杨德龄任大掌柜。杨德龄先对酒坊进行增资改造，接着与杏花村的德厚成、崇盛永等几家制酒作坊协商，进行合并重组，沿用了义泉泳的牌子。新的义泉泳实力壮大，技术力量加强，汾酒质量明显提高，成为当时晋商酒业最大的汾酒生产销售企业。

　　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德龄请汾阳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立石于杏花村古井旁。文中写道：“自晋唐以来，开设酒肆历年有所。大清光绪中邑绅王姓，因其故址，轩敞其门楹，轮扬其亭馆，泉之左右，焕然一新。岁乙卯王东协卿慨然兴起，独立整顿，易其名曰：‘义泉泳’。延子九杨君、瑞符韩君、辅廷曹君、爵轩张君、祥甫张君等，法酒正五齐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监，黍稷必丰其材，曲蘖必洁其母。佳酿之誉宇内交驰，凡王公士庶，逢月夜花辰，莫不以争先一酌为快。……越明年丙辰，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

　　解放后，著名考古学专家张颔先生在《杏花村汾酒厂碑记》中，准确而简洁地记述了汾酒商人的历史：“唐时，杏花村酒肆如林，作坊七十有二。由宋迄明，沉浮辗转历时六百余年。清代中叶酒坊增至220余所，其佼佼者以卢家街之‘甘露堂’为最。光绪元年，有南垣寨乡绅王氏独资兴办‘宝泉益’，声名颇著。当时亦有‘厚德成’、‘崇盛永’、‘义顺魁’数家与之抗衡，分沾其润。至民国初年，计有酒坊19所。民国四年，‘宝泉益’易名‘义泉泳’，杨君德龄出任经理之职，着力整顿，改进工艺，仿《周礼》酒正五齐之式，用酒官六物之监，尊古遗法，乃创酿造之七大要诀曰‘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也。循法所制之酒，质量尤逾前人。是年，‘义泉泳’汾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章，一举而名播寰宇。有汾邑举人申季庄撰《申明亭酒泉记》，传其盛事。”

　　杨德龄带领汾酒商转型

　　巴拿马赛会获奖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当时正在极力倡导振兴山西商务的山西省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他试图通过政府与商人的合作，大力发展山西汾酒，遂指定专人与杨德龄协商。但是，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官商合营之事就此搁浅。督军公署副官张汝萍见官商合办不成，便联络了一批朋友，集股开设推销汾酒的企业，接着把义泉泳经理杨德龄请来协商。最后决定，组建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负责包销，义泉泳负责生产。民国八年(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挂牌，公司经理亦由杨德龄担任。

　　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引进了西方股份企业的组织制度，制定章程，确定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制度：

　　1.资本责任有限制。参照海外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习惯做法，新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改变了晋商股东无限责任制度的传统。

　　2.资本股份制。总资本银元5000元，其中股东张汝萍等5人各500元，合计2500元股份；义泉泳以酒入股，为2500元股份。

　　3.管理分权制。公司设立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改变了晋商大掌柜一人说了算的制度，公司总经理杨德龄负责日常事务，指挥全面工作，各部门各司其职，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经理)等诸多社会名流。

　　4.薪俸三三制。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月发薪，改变了晋商传统的年薪制，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也叫赏钱，一年一次，奖优罚劣；红利，根据全年利润，按照股份多寡分红，年底一次分派。

　　5.人事避亲制。公司用人，不得使用亲眷，实行避亲原则。杨经理子孙满堂，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6.新式会计制。杨德龄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采用了新式簿记和记账方法。

　　传统的晋商义泉泳酒坊与现代的晋裕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仅仅经过了八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义泉泳因供酒价格问题与晋裕公司发生矛盾，加之义泉泳内部分裂，决定不再供应晋裕公司汾酒，接着义泉泳东家撤消了杨德龄的义泉泳酒坊大掌柜的职务。其时，晋裕公司的资本已经增加到50000银元，在当时山西500家酒业中居于首位。杨德龄沉着应对，集中精力，锐意经营晋裕公司，于当年在杏花村购得地皮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自产自销，原义泉泳有一半职员投奔杨德龄。分裂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日渐萧条，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晋裕公司便以9600银元的价格收购了义泉泳的房产、设备、招牌全部资产，彻底兼并了义泉泳。最大最强的老式汾酒作坊被新式的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替代，标志着汾酒业的领头羊从此告别了旧的管理模式，进入现代公司化经营的时代。

　　从此，汾酒商人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晋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兼并义泉泳前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纯收益为3683.8元，兼并后的1935年，纯收益为8377.2元，1936年达到12544.7元，每股红利7.5元，日产汾酒2000斤。新公司新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扩建了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集团公司。

　　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坚持“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理念，精益求精，品牌声誉日隆，多次参加酒赛，几乎囊括了民国年间全国性展览赛会的全部金奖。山西督军阎锡山先后题写了“中外驰名”、“名闻海外”、“名震四海”、“味重西凉”4块金字牌匾。

　　随着汾酒销售市场扩大，杨德龄带领公司改进包装，增设批发、零售网点，在汾阳县城开设了通信诚销售商号，在山西各县市及省城各大饭店、商号设点代销，同时在北平的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和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庄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代销店。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参加汾酒公会的业主数量高达226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酒类专业协会。以山西大本营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庄省外五大城市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名酒。

　　但是，后来由于日寇侵华，杨德龄等一批具有现代精神的商人艰苦奋斗的事业被战乱阻止，晋裕汾酒公司日渐衰竭，奄奄一息。解放后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被后来的山西杏花村汾酒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得以发展，成为今天驰名中外的汾酒集团公司。

　　杨德龄开创晋商转型的新路径

　　在农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发展，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到16世纪出现了商业革命，即商业资本主义，进而推动了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时代的诞生。在英、法等西方国家，那些商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商人，后来大部分转变为工业社会的工商企业家，日本早期的商人家族诸如住友、松下等也转化为现代企业。但是，在中国，明清商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商人家族，除了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两帮经过曲折的买办道路，大部分得以存在并转变为后来的江浙财团外，其他商帮基本没有实现这一跳越，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逐渐衰落而退出了市场。十大商帮中最为显赫的晋商也大部分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汾酒商人等少数晋商得以延续和发展，由早期的商人资本转变为现代工商企业。

　　杨德龄先生带领汾酒商人转型的路径，使人们看到：汾州商人中旅俄商人多，受欧洲商人影响深。汾阳商人不仅走北京、天津、山东、江浙、两湖、两广、云贵川，而且远走蒙古、俄罗斯，特别是旅俄汾阳商人相当活跃。俄国十月革命后，晋商在俄资产全部被没收，由俄罗斯返回的汾阳商人有一万人。旅俄汾商牛允宽(1870-1936年)，少年时为生计，随亲戚奔赴俄罗斯学生意，不仅熟读五经四书，口算、珠算也十分精通，而且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走遍俄罗斯各地，掌握了俄罗斯多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先后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开设商号“碧光发”，经营皮毛与茶叶生意，远走华沙、格但斯克、柏林、莱比锡、东京等地，与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均有贸易关系。他多次回到汾阳省亲，带其三、四、五弟及不少亲戚同乡到俄罗斯经商。汾阳商人吕凤翥回忆说：“因为我的姨丈在俄国圣彼得堡经商，我早年被带到俄国随姨丈生活。我先在俄国上乌金斯克上学，数年后有了俄语基础，即被介绍到恰克图的“碧光发”商号，这商号初为中俄两国商人合股经营，最后数年由牛裕和(允宽)独营。恰克图还有十多家较大的商号，都是本省商人开设的，……有很多汾阳人。”

　　旅俄汾商直接带回了欧洲商人的经营思想与管理理念，这是汾州商人的突出特点。其次，汾酒商人经销特点是产销结合，资本运作特殊。汾酒商人经营白酒，生产与销售连为一体，由于生产性企业与纯粹异地贩运贸易企业的资本运营不同，导致纯贸易企业盈利导向的机遇性与生产企业投资盈利导向的持续性差异，决定了汾酒商人经营理念更接近于工业社会的企业家。再次是汾酒商企业管理体制的扁平性特点，易于改革决策。汾酒商人由于技术性和生产性强，比较茶庄、票号的分支机构和管理层次少，整体管理框架相对扁平化，决策层次少，杨德龄直接统帅生产与销售，不仅容易接受外来新事物，而且决策快，易于成功。杨德龄对待山西省督军府试图官商合办义泉泳酒坊的要求，断然拒绝，而顺利地接受了非官方的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形式，这是明智之举，当年北洋政府搞了许多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善终者无几。

　　汾酒商人杨德龄先生能够高瞻远瞩，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汾酒商人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汾酒商人选择向股份有限公司转变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转变，首先扩大了资本金，提高了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建立董事会，提高了企业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建立监事会，增加了企业约束机制；改革企业工资发放等薪酬制度，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从而为一个老式的家族企业注入了新的现代企业的血液，使其生机勃发，实现了由封建商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商业史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