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

　　杨敏：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

　　政治生态建设和优化倚重于两条最基本的经验，其一是，主要领导的敏锐洞察，判断政治生态在何种程度上反作用于区域发展；其二是基于此之上的痛下决心，用非常规的动作作为支点，去撬动具有巨大惯性的区域政治生态“顽石”。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与否甚为关键，因此，2008开年以来，各省市要员到任，皆从不同侧面指向政治生态环境建设。无论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掀起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还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带领干部“找不足”，抑或是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明确提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思想搅动已经成为各地优化政治生态的前奏。

　　相对于政治制度生态的刚性约束而言，政治文化生态的软性作用反而更具优化空间。从历史传统和地缘要素来看，各地政治生态的差异性也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差异性方面，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无为与有为，这些政治生态底色取决于各地官员的认知、情感、信念与价值观等诸多心理活动，而后者则构成了政治生态的区域特质。广东官员的敢闯敢冒，浙江官员的“无为哲学”，苏南政府的“强势主导”，在一定阶段成为区域政治生态主流特征，也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是有惯性的，因此也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是不同发展阶段，政治生态对于区域发展也会具有反作用力，也就是说制约着社会经济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当汪洋履新，发现广东干部的改革勇气和锐气已经钝化的时候，就着力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当俞正声履新，发现上海仍然固守着既往发展成就的时候，就引导各级干部树立“不足观”、“发现新上海”。除去惯性，政治生态还具有另一大特点就是隐蔽性，久在其中的人或许不能准确感知其特点，恰恰外调官员甫一到任，就能敏锐地嗅出其“味”，发现区域政治生态特质，并察觉其可能对推广新政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地方大员履新后的第一刀为何常常砍在此处。

　　相对于常态化的政治生态来说，如果一个地方的反生态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政治生态失衡现象，此时，就必须有超常规的举措进行匡正和建设。2003年初，张学忠从人事部部长转任四川省委书记后不久，“袁成萍事件”暴露出四川基层组织部门用人腐败问题，是年6月开始，张学忠趁人事整顿之威掀起了四川吏治风云，从全省组织系统作风整顿建设活动，到清理官商，到倡导“开放组织部”，改革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办法，可以说，今天的四川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与其2003年以来区域政治生态的整肃与建设不无关系。

　　如果说四川是一个成功的政治生态重塑案例，深圳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生态优化案例。2005年3月，李鸿忠履新深圳市委书记，彼时正是深圳特区因丧失改革气质遭受外界诟病最多的一年。10月24日，深圳出台《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加强执行力建设的决定》，“责任风暴”矛头指向的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其错不大不小，不痛不痒，不好不坏的‘第三种状态’”，两年时间，深圳治庸追究行政责任人多达294人，立案查处209人，为树立气正风清的政治生态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无论是四川还是深圳，其政治生态建设和优化无非倚重于两条最基本的经验，其一是，主要领导的敏锐洞察，判断政治生态在何种程度上反作用于区域发展；其二是基于此之上的痛下决心，用非常规的动作作为支点，去撬动具有巨大惯性的政治生态“顽石”。

　　一句话，对于区域政治生态建设来说，思想搅动只是第一步，值得期待的是，下一步又将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