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企第一人”讲述：胡耀邦过问才特批(图)

姜维在为江西高校学子做报告

姜维摆摊时的老照片（姜维提供）

　　“我是新中国首个领取私营执照的人”

　　“中国私企第一人”姜维讲述幕后精彩故事，胡耀邦过问才使他得到特批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如今的中国，“私营经济”早已山花烂漫，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私营经济”是何时开始悄悄松绑的？建国后私企第一张“准生证”又是如何诞生的？幸运地领取了这首张私企牌照的“个体户”，人生命运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16日，中国第一个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主，被誉为“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现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应江西省委统战部与南昌理工学院的邀请来到江西。

记者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改革先行者，他向记者讲述了曾处风口浪尖，命运起承转合的心路历程，以及领取建国后第一张营业执照诞生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那时干个体被人歧视

　　“我是大连人，曾干过文艺工作，还参过军，1980年部队转业。”一见面姜维就向记者介绍自己。姜维告诉记者，转业后就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恰逢国家拨乱反正，一大批下乡回城的青年等待安排工作，当时的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所以工作不好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家等了8个月。8个月啊，要知道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我那时就想，不能让父母天天养活自己。”干什么工作能自食其力呢？姜维经过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条路子，那就是摆摄影地摊。

　　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摆地摊就是干个体。“好人都有工作，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户，个体户的形象大体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年代干个体身份地位低被人歧视。”姜维告诉记者。

　　姜维的父母反对姜维干个体，在部队时他是营级干部，政府是要给他安置岗位给铁饭碗的。但由于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的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开始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一天挣了500元激动得哭了

　　姜维清楚记得，开业摆摊的第一天挣了3元（当时黑白一张是1元，彩色一张是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

　　当天晚上他与妹妹等一家人数完500元钱后，激动得哭了。“因为我一家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姜维回忆起来至今依然显得很兴奋，他告诉记者，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

　　“有一次，有两名不满20岁的工商人员，看到我在那里摆摊，竟然把我带到附近一棵树下对我训话，就像在训自己的儿子一样。”姜维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心里觉得很委屈，想顶嘴，但又不敢，因为自己的个体照相执照动辄就会被没收。最惨的是1983年严打的时候，姜维被当作社会闲散人员被清理出了营业场所。

　　个体户渐渐多了起来

　　姜维的“照照看”与国营照相馆相比很灵活。“那时在国营照相相片照坏了，重新照顾客还得付钱，而我的‘照照看’顾名思义就是先照照看，如果顾客不满意可重照，也不必再付钱，所以我的生意还可以。”

　　慢慢地姜维发现自己不再孤独，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人，“那时我们7个照相个体户同是天涯沦落人，私下相处得很好，收摊后还经常一起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毛钱一碗的‘焖子’。”姜维告诉记者，那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焖子”，当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就面带笑容地对着他们来一句“大户来了”，这时姜维总是感觉很自豪。

　　自认不光彩不敢见好友斯琴高娃

　　即使这样，姜维在心底里依然觉得自己干个体不光彩，有一件事让姜维记忆犹新。

　　那是在1982年，与姜维曾在一个剧组里呆过的好友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斯琴高娃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我的一些朋友就鼓动我去找斯琴高娃，那时我想与她见面但又没勇气去，而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我告诉她自己是个体户，与她这个大明星已有差距。”姜维坦言当时自己很自卑。

　　不过人家斯琴高娃可没这么想，接到姜维的信后，斯琴高娃就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姜维了，还为姜维做大摄影事业出谋划策，并特意请来拍过电影《大决战》的导演杨光远帮姜维扬名。回忆此事，姜维心里总是充满感激。

　　胡耀邦“个体户是光彩的”让他放声大哭

　　“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一则胡耀邦总书记为我们正名的新闻，我彻底摆脱了自卑的阴影。”姜维激动地向记者回忆起他一辈子都难忘的那个晚上。那是1983年8月30日晚，姜维吃完饭，正在看电视，突然电视里播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其中胡耀邦谈到：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照相小摊亭的伙伴见面时，不约而同拿了一张《大连日报》，我清楚记得该报头版刊登的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题目就是《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当时我来念这张报纸，我一边念大家一边放声大哭。”姜维告诉记者，当时大家似乎要把受到的所有歧视与委屈全部释放出来。

　　渐成大连干个体小名人

　　胡耀邦的讲话发表后，姜维感觉腰板直了。“我决定好好大干一番，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流。”姜维一脸兴奋地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慢慢成了大连干个体的小名人。

　　而让姜维成为全国名人的事情就是在1982年2月，当时大连市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就是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

　　“他是市委市政府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投资4300万美金，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廖志强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他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冲洗彩照要依附国营照相馆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摆脱对国营照相馆的依附。

　　欲与外商合资办企业遇难题

　　“当时我可乐坏了，但兴奋之余我很担心，19.8万元对我来说犹如天文数字。”姜维灵机一动，“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应该也可以。”

　　姜维决定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当姜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廖志强后，廖志强十分感兴趣，并让姜维尽快办手续。

　　“但当我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我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都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工作人员告诉姜维，你要找政策还是去北京吧。”姜维说，为弄明白个体户为啥不能与外商合资他直飞北京。

　　带着相机进人民大会堂差点惹祸

　　姜维到北京后，开始奔波起来。“那时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办事，需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而我没有。”姜维回忆此事显得很无奈，姜维每到一个部门都毫无例外被拒之门外。就这样在北京徒劳奔波了3个月，姜维带的钱也折腾光了，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度日。

　　但姜维没有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5月4日，因为姜维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他拿了一张“五四首都青年联欢”的门票，让姜维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散散心。于是姜维拿起照相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这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同首都青年跳起了集体舞。突然一位中年同志问姜维：“你是哪个报社的，看你很面生，我怎么没见过。”姜维说：“我不是记者，我是个体户。”

　　这一下姜维可闯祸了，不是记者竟然拿着相机进来拍照。立马姜维身边来了好几位武警，当武警要把姜维带走时，一位领导走过来把武警叫开了，并对姜维说；“个体户好呀，耀邦同志都称赞你们是光彩的。”这时旁边有同志告诉姜维：“这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

　　“我当时很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姜维告诉记者当时的心情，王兆国问姜维到北京来干什么，姜维如实相告。王兆国听完后把姜维的材料留下了。

　　王任重帮助引见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就这样，姜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王任重在家中以炸酱面招待了姜维。

　　王任重详细了解他的情况后，激动地说：“我们打天下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能让你们天天这样跑。”随后，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任仲林。

　　姜维依然记得那封信的内容：“兹介绍大连市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姜维，到你那去谈一谈，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待，哪怕是几分钟，此致敬礼，王任重。”

　　第二天，姜维拿着王任重的信，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与海关等四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姜维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如何才能与外商合资办企业？”

　　任仲林告诉姜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说：“要变那就变呗”。

　　没想到，姜维话一出口，任仲林立即站起来，脸色凝重且严肃。他拍着姜维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成果，那就是取消了私营经济……你一句话，要变就变了呗，我不敢变，也没有这个权力变。”此时，一位司长站起来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我当时就急了，质问这位司长，凭什么雇工超过8人就是剥削，人家回答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依据。”姜维说当时自己确实很心急，并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任仲林见姜维急成这个样子就说：“小伙子不要着急，相信党中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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