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温家宝总理在此时重提“多难兴邦”，激励之情之外，尚需我们从制度上加以更多思考。这场灾难不仅仅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洗涤，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在我们这个国家留下一些东西，让我们下次应对这样的大灾大难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把灾难带来的危害减小的最低程度。 |
专题：点击看搜狐系列网论
5月26日：漫长的重建要鼓励民间力量参与
5月23日：媒体须慎用“我在现场”的权力
5月22日：当激情退却之后：健康社会力量需更有效地组织
5月21日：善，但不要以善的名义
5月20日：哀悼不能止于悲伤 5月19日：让这一刻在国家记忆中永存
5月17日：抚平创伤与拯救生命同样重要 5月16日：生命虽逝 尊严仍存
5月15日：生命顽强，永不放弃！ 5月14日：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多难兴邦，重在体制
东征
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从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5月12日发生在四川省汶川县的8.0级大地震，是我们经历的又一次空前灾难。川民涂炭，举国赈灾，温家宝总理在此时重提“多难兴邦”，激励之情之外，尚需我们从制度上加以更多思考。
在地震发生后，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大地震到底是否可以提前预测”的争论。讨论当然不是坏事，但将问题聚焦于“科学能否预测地震”，却有误导之嫌。这不仅因为地震提前预测在科学上不现实，更因为技术上做出地震预测，只是建立有效的防灾救灾制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防灾救灾制度本身的好坏，往往并不取决于能否提前预测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
从各国经验来看，一套有效的防灾救灾体制，首先需要将灾害应对纳入法制轨道。通过立法明确灾害发生时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在法律的框架下，政府各部门在灾难发生时能够依法明确各自的职责和目标，立即投入救灾工作，不用等待更高权力的指示安排和授权。而社会力量也能在法律的框架下，与政府力量同时动员集结，尽快对灾区展开民间救助。通过立法明确权责，亦可杜绝灾后重建这一长期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行政低效甚至不作为行为。
其次，防灾体制的重点在于“防患于未然”。这一点，邻国新加坡和日本有大量的经验可资借鉴。尽管受惠于地理条件，新加坡几乎没遭受过巨灾的困扰，但该国政府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师从北欧，引进了先进的国民防灾管理体系。不仅成立了由内政部管辖的专职灾难救助部队，更通过每年举办大规模的全民防卫展览，并将灾难自救知识严格贯彻于学校日常教育，将防灾理念纳入政府的社会管理体系当中。而作为地质灾害多发国家的日本，更是将灾害预防奉为国策。在“灾难意识”颇重的日本，不仅所有建筑物都要优先考虑防震抗震指标，而且各地还经常举行全民参与的救灾演习。比之两个邻国不懈的社会防灾体系和全民防灾意识，我们的防灾意识亟需改变。
最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地震是不可抗力的天灾，但同时，地震等自然灾害作为一种典型的生态灾难，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日益发展的社会所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风险”之一。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叙述，由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被人为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噬”风险亦在不断加大，且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只有深刻的意识到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才能加深我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进而才能有针对性的改造防灾救灾体制。
多难兴邦，重在体制。纠缠于地震能否预测这样的问题，是科普工作的失败，更是一个“事务主义”的陷阱。唯有摆脱这些话题纠缠，才能看清体制之疏，明确完善之道。这场灾难不仅仅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洗涤，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在我们这个国家留下一些东西，让我们下次应对这样的大灾大难时，能够更加有效地把灾难带来的危害减小的最低程度。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