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14.28分，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当时，我正驾着车从市郊赶回贵阳，沿途看见许多市民惊恐万分，纷纷冲出室外，后与分社领导联系，得知是汶川发生了地震，余震波及贵阳。我立即赶到市中心，迅速抓拍了《贵阳震感强烈，市民紧急疏散》的组照。
当晚，通过电视和网络更进一步了解到，汶川发生了强烈地震，伤亡惨重，一片片房屋成了废墟，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总编室召开的临时碰头会结束时，我便向分社领导申请赴灾区采访，结果得到答复是请示总社后再说。
第三天，终于拨通了总社摄影部分管室付宁同志的电话，经请示，同意我赴灾区采访。当技术室在为我调试海事卫星时，社长房方告诉我，总社要求各分社暂不要到灾区。但到晚上，我从新华网获悉：新华社前方记者分布图上已经挂了我的名字，经再一次请示领导，同意我第二天前往灾区采访。
15日上午一大早，准备了必要的器材，带了些简单的食品和水，我就驾车开赴四川灾区，开始了8天震撼人心的采访。途中，源源不断的救灾车辆正有序向四川灾区进发，我抓拍到了《贵州为灾区开辟快速救灾通道》的组照，并在遵义传给了总社。下午6点前，顺利到达灾区的第一站成都。
初到灾区 16日上午，出发前联系好的仍在部队服役的战友开着车，带着我通过成都灾区的快速通道，直达都江堰。在都江堰，映入眼眸的是一排排的救灾帐篷，一些灾民在搭建帐篷、搬运救灾物资，公路上穿梭着许许多多不同颜色的救灾车辆，街道两侧被震裂的房屋摇摇欲坠，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在这里的志愿者在以不同的方式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尽管大灾来得那么的突然，但救灾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灾民们惊魂未定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坚定和沉着。
在都江堰一线指挥抗震救灾的老首长告诉我，都江堰目前的情况比重灾的乡镇要好一点，一些救援部队已经进入到边远的乡镇，建议我到重灾乡镇采访。这样，我就地抓拍了《便捷服务到灾区》、《都江堰灾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两组照片迅速发到总社后，便驱车70多公里返回成都。
17日清晨，在成都一加油站加满油后，我驾车直奔德阳和绵竹重灾区。
上午11时，经过近100多公里的快速行进，终于抵达绵竹市的重灾区汉旺镇。在汉旺镇，路边的许多村寨成了废墟，镇上即使是未倒塌的办公楼，也成了危楼，不时还看到经过救援人员几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抢救出来的遇难者的遗体，扑鼻而来的是含着腐臭的粉尘。在这里流传这样一句话，农村的灾民无家可归，镇上的灾民有家难回。
街面上各种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在一栋废墟房前，一位小姑娘正在向参与救援的南阳的消防战士说，她的爷爷还在一堆废墟楼里，20多个消防战士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了救援。我跟着救援队来到废墟楼，拍下组照《搜救不言弃》。
下午来到受灾最严重的东方汽轮机厂，终于找到了参与救援的贵州消防救援队。在这支救援队伍中，有几个与众不同的搜救员，它们是贵州消防搜救分队的搜救犬黑豹、比特、黑熊、凯文、海力。据悉，自14日以来。这5只搜救犬几乎踏遍了汉旺镇的每一处废墟，累计发现5名生还者，准确搜索定位93名被埋遇难者的位置，为施救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为此声名远扬。哪里的救援遇到了困难，都会到贵州消防救援驻地请它们出马。获此消息，在消防战士的带领下，我在东方汽轮机厂的家属区废墟找到了正在参与救援的搜救犬，迅速抓拍了《特殊搜救员》组稿。
等把稿子传到总社，已经夜幕降临，吃完干粮，选择一个空旷的地带停好车，便对几天的采访做了一些回顾。深夜12点半，面对灾区的惨状，无法入眠。这时，躺在车中的我感觉到汽车就像在水中的船一样摇晃起来，又有余震发生了。此前听战士们说，在灾区，每天都要发生近千起余震，许多是我们感觉不到的，但像现在这样有明显震感的就有5-6次之多。
18日，在警笛声、哨声中，我迎来了在灾区的第4天。
早晨，在汉旺镇灾民区的一个救灾帐篷旁，一位老人正拿着矿泉水和面包喂自己的孙女，看到老人的情绪还好，便上前和他聊了起来，听完老人的叙述，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位老人叫何佰元，大地震发生时，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参加抢险救援，先后抢救出8名群众和学生。他在汉旺中学当教师的大儿子何应富，在又一次返回教室救学生时，被埋在了废墟里，孙子也被埋在废墟里。当救援人员第5天发现何应富的遗体时，他的右手还死死抓着值日教师的袖章。当地群众说：“何佰元老人永远失去了原本不该失去的亲人”。《抗震父子兵》的组照，就这样完成的。
在另外一个帐篷旁，我又了解到大地震发生时，居住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天池集团救护队的24名抢险人员，在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灾，先后救出和转移了150多名当地群众和学生，为此，他们被当地灾民称为“汉旺的24条好汉”。于是我给正轮休的6名抢险队员拍了一张合影《汉旺的24名好汉》。当时，他们当中的一名队员在谈到救援时，由于没有大型设备，眼睁睁地看着灾民被压在几吨重的水泥柱子下死去，自己却无法施救，悲痛得泣不成声。这一幕至今仍令我震撼，难以忘怀。
19日，在汉旺镇的一个临时抢救点，医务人员和空降兵某部的干部战士正在全力抢救一名刚刚从废墟里救出来的生还者王发珍。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王发珍还是离开了人世。她的爱人侯建秋在一旁泣不成声。我拍完《汉旺一名生还者抢救无效死亡》的组照后，又接着拍摄了《灾区人民抗灾自救》的组照。
下午14：28分，举国同悲，山河哭泣。在废墟、公路、广场，人们停止了手中的一切活动，在汽笛的长鸣声中，默默为遇难者祈祷。带着同样悲痛的心情，我完成了《废墟上的哀悼》组照的拍摄。
晚上，我从广播里得知，绵竹市九龙镇中心小学的废墟里，多支专业抢险队的数百抢险队员正在抢救一名被埋170多个小时的6岁多的学生高洁。听到这个消息，作为摄影记者的我忘掉了饥饿、疲劳和余震的危险，立即赶往30公里外的九龙镇。
在绵竹市九龙镇中心小学的废墟上，空降兵某团、唐山抢险队、西南石油抢险队等多支专业抢险队的数百名抢险队员正在搜救小学生高洁。当时，广播里不停地重复着公告：“汶川”震中灾区将有较强的余震发生，希望灾区群众注意安全。但这些抢险队员们并没有停止搜救，正采取轮流作业、分工负责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展开施救，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夜已深，挖掘仍在继续，汗水浇透了搜救队员的衣服，没人知道还要挖多久，但每个人都知道，工作结束的时间就是人被救出来的时间。直到凌晨1点，废墟已被翻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有发现小学生高洁的任何迹象，所有队员这才无奈地撤离。那一晚，是我在重灾区最感动的一晚。尽管搜救没有成功，但所有参与搜救的人员为了一线希望，冒着生命危险在废墟上寻找奇迹，令我终生难忘。在长达8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为充分展现搜救队员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的抢险精神，我无数次地在废墟上寻找最佳位置，《爱，不轻言放弃》组照就是在一支脚站在参差不齐的乱石上，左手拉着一棵钢筋作为支撑，右手举着相机从高处往下拍到的。
眼看搜救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我感觉到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将是重灾区的主题。随后的3天，我深入德阳和绵阳灾区，连续完成了《余震中灾区人民镇定自若》、《绵竹防疫不留死角》、《灾区复课防病治病先行》以及《灾区首例伤员专列起运》等组照。
撤退和遗憾 22日，我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采访，接到总社、分社以及新华社前线指挥部5-6个要求我撤离的电话，尤其是摄影部分管室的电话：“无条件撤离灾区”。这样，我带着不舍的心情于23日返回贵阳。汽车里程表显示，此次行程3800多公里。
8天的采访中，所经历的震撼、感动无法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在灾难面前，还未从灾难中回复，路边却已站起知恩回报的孩子；灾难刚刚发生，源源不断的捐款、排着长龙的献血队伍、来自祖国各地的救灾物资涌向灾区，这一切无不令我眼睛湿润，整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巨大力量汇集成大爱洪流，让人性得到升华，得到洗礼。
回到贵阳已一周，整理所发的稿件，发现《爱，不轻言放弃》、《特殊搜救员》、《灾区复课防病治病先行》等稿件被许多重要媒体以突出位置采用，心里感到为灾区做了些事，但这种感觉很快又消失了，因为，我的同行也同样接到令其撤退的电话，但他们告诉我，现在仍“赖”在灾区，继续履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那一刻，我心里多少有些怅然，有些遗憾。（新华社贵州分社杨楹）
(责任编辑：赵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