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使原来不怎么为人关注的地震信息顿时重要起来，有关的谣言一时也流传得很广。陕西地震信息网近日两次遭到黑客攻击，并在网站主页散布“陕西等地会有强烈地震发生”的虚假信息，陕西省地震局已及时辟谣。
与地震传言一道涌入公众视野的还有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 5月13日，所谓“空降伞兵到汶川15人，已经死亡4人、失踪10人”的谣言即已传出，直至次日被救援部队有关负责人用事实断然否定；针对网络上“四川省卫生厅干部在灾区江油市长钢总医院打志愿者”的说法，四川省卫生厅先是断然否认，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承认基本属实；成都市相关部门对市区出现救灾专用帐篷事件的调查指出，部分人“造谣”“女警在救灾帐篷里喝酒打牌”并最终引发部分市民和警察冲突……在真相扑朔迷离之时，有关部门大多表示，这些地震传言或其他信息引起了部分市民的恐慌或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影响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地公安机关网监部门已查处多起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甚至已有检察机关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部分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谣言的产生原因与传播机制其实并不艰深。从社会学角度看，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就是谣言和闲话，它们典型地产生于人们无法获得所需要或渴望了解的信息时。人们通常寻求一切可能的、甚至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源，而不满足于缺乏信息这一现实。波普诺特别强调，作为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或多或少地消除了人们对未来的恐惧。
而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个人面对突发事件时产生的自我防卫意识甚至危机感没能得到及时疏导，在群体性暗示或从众心理的影响下，错误判断、过度敏感、信谣、传谣等行为均有可能发生。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里也指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谣言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相模糊不清。奥尔波特还特别指出，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包括：“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新闻的矛盾性；人们不相信新闻；或者某些紧张情绪使个人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述的事实”。
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恐慌心理和谣言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正常的，只强调打击造谣和以堵代疏、却忽视信息公开完整性与时效性的做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尽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官方责任与义务，确保了人民知情权：政府并未掩盖灾难规模，权威部门的灾情信息管理准确、公开、有效；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以长时间直播的手段迅速、持续、密集地发布抗震救灾新闻和情况通告，使民众得以及时获悉震情变化及救灾进展，有助于消除流言与安定民心。与32年前唐山大地震中反应迟缓、掩盖灾情的信息封锁相比，进步相当明显。民众当以更为宽容、积极、正面的态度信任政府与主流媒体发布的各项信息，而在信息缺乏或不对称时则应谨慎对待各种从非正式渠道传出的信息，以免引发社会恐慌或影响抗震救灾工作。
同时，有关部门不妨换一种角度来思考“不实信息”。至少在笔者看来，上述的传闻与信息无论是否真实可信，都反映出民众对地震研究技术与预报能力的关心，对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人民子弟兵的关怀，对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志愿者能否通力合作的关注，对救灾物资能否得到妥善有效利用的关切。无论是简单、粗暴地对“虚假信息”予以否认，抑或是有意无意地人为控制本当公开透明的信息，都不能抹杀民众的善意，我们要警惕的只是那些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化、专业化地传播虚假信息的组织与个人。当舆论呼吁允许官员说错话、做错事时，应该有更大的宽容心对民众给予同等和足够的谅解与爱护。
有关部门在灾后工作中展现出了令人信服的速度、效率、秩序、能力，理应充分肯定。无可否认，此次大地震也暴露出在建筑物抗震设计、地震监测与预报等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政府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信息流通多元化格局，以开放、自信、务实的心态将信息社会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电视直播、手机通信等工具与渠道视为政府接受本国民众和世界舆论监督甚至“考评”的多元化方式，更为坚定自觉地加强自身的运作透明度。如果政府一直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下去，则民众对政府之信任与拥护，绝不是各种谣传所能轻易削弱与伤害的。
真相面前、事实面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其位阶高低、权力多寡而在负责、准确地发布、解读和传播信息方面有任何不同。“谣言止于智者”，在抗震救灾中保持理智、遏止谣言，民众与政府各有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