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福先：《于无声处》30年的前因后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邓若楠/上海报道

　　宗福先:

　　《于无声处》30年的前因后事

　　“10月份,我从黄山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看到大街小巷老百姓脸上的笑容,那么真诚、那么快乐,我顿时觉得我之前想错了,脑子里一下子就跳出来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30年前曾经感动了很多观众的作品,30年之后还能感动新的观众吗?我把这次重演当作一次大考。

　　几天后,他的话剧《于无声处》将作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演出的重头戏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演。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话剧《于无声处》诞生30周年。“可以通过《于无声处》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的起点在哪里?30年前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了解起点才能了解现在的进步,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

　　30年前,上海工人宗福先创作出了《于无声处》。这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话剧,被认为是“文革”结束后第一部反思性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戏剧界的第一声“惊雷”。

　　上海《文汇报》1978年10月28日头版报道《于无声处》,标题是“热情歌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向‘四人帮’公开宣战的英雄——《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宗福先至今仍然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

　　“第一个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伙伴们,那是一个普通的、也许好看的话剧。而第二个从戏剧舞台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的成功不属于我们,更不属于我个人,它是属于那个时代,那个思想解放的1978年,‘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造就了第二个《于无声处》。”

　　《于无声处》问世时,宗福先是上海热处理厂一名普通的工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内接受了几年“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的培训。“《于无声处》是我第一个正式上演的戏,此前我写的小说、剧本大概100万字都不止,不知撕掉多少剧本。”

　　1976年4月6日,清明节刚过,宗福先赶到上海火车站对面一个小旅馆与一个朋友会面,得知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

　　“他告诉我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上百万人自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人山人海。听得我热血沸腾,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只不过都不敢说而已。那天我真的很激动,非常的兴奋。有一种找到队伍的归属感。”

　　“这个朋友年龄比我大,是个老红卫兵。他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写东西,现在虽然不是写东西的时候,但现在是各种各样的人表演最充分的时候,你应该把眼前的一切都记下来,将来早晚有一天能写出来。’这话给我印象很深。”

　　但“天安门事件”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真如兜头一盆凉水,就跟我的工作—— 热处理一样,加热,然后骤冷。郁闷透了。我走在街上看看周围人们的脸色,还是那么平静,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那时我觉得中国人的忍耐精神实在太好了,明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还是那么温顺。”

　　宗福先说,那个夏天特别闷热。他想起了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衣”。他找一位画家朋友,要一幅鲁迅画像,并且指明要有那种“月光如水照衣”的感觉。

　　“10月份,我从黄山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看到大街小巷老百姓脸上的笑容,那么真诚、那么快乐,我顿时觉得我之前想错了,脑子里一下子就跳出来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这就是一年半后诞生的《于无声处》的主题。

　　工人文化宫的售票口排起长队

　　“1976年的夏天,天气闷热,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逃犯、‘天安门事件’的英雄,来到了上海……”《于无声处》的故事就这样开始:

　　欧阳平和他的母亲—— 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干部梅林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何是非在“文革”中曾诬陷梅林为叛徒。当何是非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后,再一次成为告密者。何是非的爱人刘秀英当众揭发了何是非,女儿何芸、儿子何为也最终与欧阳平站在一起,离开了何是非。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演员均来自于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表演队。“我记得第一场是彩排,发的是家属票。在工人文化宫楼下一个400人的简陋的小剧场。那是我第一部戏的首演,心里特别紧张。来到剧场一看傻眼了,跟小菜场一样,有老人有孩子,叽叽喳喳,戏开场了还没有静下来,我心里当时真急啊。但是戏开场没多久场内就安静下来,一直保持到结束。”宗福先记忆犹新。

　　彩排演出结束后,业余话剧队的演员们没有谢幕的习惯,大幕拉上后就回到后台卸妆。“没想到掌声突然响起来了,非常热烈,导演苏乐慈赶紧叫演员们去谢幕,有的演员妆卸了一半,手忙脚乱上去谢幕。”

　　演出反响确实是宗福先没有想到的。没过几天,一角钱一张的演出票开始紧俏,工人文化宫的售票窗口破天荒地排起长队。再过几天,票已经买不到了。每当“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台词响起,观众纷纷起立,热烈鼓掌,久久不肯散场。

　　更出乎意料的反响还在后面。1978年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者反响热烈。10月28日该报头版再次报道,并破天荒连续三天全文刊载该剧剧本。

　　“有一天市里领导通知我们到友谊电影院大剧场演出,后来知道是胡乔木同志要来看戏。看完后胡老上台慰问演员,提出见见作者。他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一出好戏。’我表示戏还有很多缺点。胡老说:‘不,这个戏写得很好’。”

　　剧组进京

　　处女作演出的火爆也让年轻的宗福先有些惶恐。

　　“当时我很担心,不就是一部戏么?我怕《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也怕自己成为‘暴发户’。”

　　《于无声处》没有成为样板戏,宗福先也没有成为暴发户。但当时《于无声处》席卷全国的声势确如潮涌。

　　1978年11月14日,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进京。“从火车站开始就受到夹道欢迎,吓了一跳。”

　　当时的背景是,中共中央自1978年11月10日起,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会议本为讨论农业问题,但平反“冤假错案”很快成为焦点,提到“天安门事件”时,陈云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出现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当日,中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一条消息: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评论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深埋在八亿人民心中,使广大群众长期不能平静和认真思索的问题,《于无声处》用艺术再现了客观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为领导同志专门演出一场,那场演出让我真正明白了《于无声处》如此受欢迎和重视的原因。心里释然了,继而涌上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中国的命运正在转折的关键时刻,而我们这批人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这一时刻。” 宗福先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感慨不已。

　　还在进京演出之前,宗福先曾对上海作协的一位同志表示,到北京后想去看看自己的偶像曹禺。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我打开一看,惊呆了,那居然是尊敬的巴老为我向曹禺老师亲笔写的推荐信。用毛笔写的,‘家宝,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你一定要见见他,他写的《于无声处》非常好。’”

　　宗福先在北京拜访了曹禺,曹禺对他说:“我生活在旧社会的时间很长,对旧社会的妖魔鬼怪是恨透了的,因此我写了《雷雨》。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林彪、‘四人帮’是恨透了的,因此你写了《于无声处》,我们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的。”

　　“人啊,你们本来应该活得比原来更好!”

　　命运不会特别眷顾某人。在宗福先的创作和生活中,常伴的是疾病。

　　他自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症,多走几步路都会气喘,从记事起就开始求医,16岁曾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至今连自己都记不清曾拿过多少病危通知书。

　　“文革”期间,父亲宗之琥被怀疑为特务,隔离审查、关押、监督劳动,前后一共12年。

　　宗之琥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解放前在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工作,并担任香港区公司经理兼上海经理。解放前后为新中国保护了很多客货船舶。解放后带着一家人从香港返沪,“文革”初期成为最早被打倒抄家的对象之一。

　　“父亲非常乐观,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相信自己的清白,告诉我们迟早会说清楚的。”宗福先对本刊记者说,“但后来回家我发现他有些变化,看人不敢抬头,始终低着头,下意识用眼角看人。从这个细节我知道他其实受了很多苦。”

　　1968年,宗福先被分配到最不适宜哮喘病人工作的上海热处理厂,并分配到高温、重体力、有毒气体的盐浴车间。家里经济拮据,对于基本依靠药物维持的宗福先来说,再要命的工作也必须坚持下去。

　　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说他最喜欢苏联文学家高尔基刊登在一本中文版小说扉页上的一副照片。照片上的高尔基用微带忧郁的眼光看着人间,仿佛在说:“人啊,你们本来应该活得比原来更好!”

　　他所在的300余人小厂,“文革”期间竟有70余人被贴大字报、批判、被点名、监督劳动。作为工人的宗福先很单纯,琢磨着周围真能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吗?随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厂领导。后来,批判宗福先的大字报就出来了。

　　“我很不服气,毛主席都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好我因病在家休息八个月,我下决心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政策》。一提笔就收不住,把‘文革’中许许多多的感受都写出来,一口气写了37万字。”

　　携着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随朋友拜访了当时已是名作家的茹志鹃,毛遂自荐。“记得当年茹志鹃老师住在淮海路,我到她家把小说拿给她看。房间里老有一个小姑娘走来走去的,那就是王安忆。”

　　茹志鹃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不懂写作,37万字的小说居然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你应该走这条路,因为你的语言特别丰富,很有想法,有这两条就可以搞创作。

　　恰逢上海工人文化宫开设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我本来打算学写小说的,我的一个同学说,都一样,先来了再说。我就去了,开始学写戏,再没写过小说。”

　　《于无声处》的剧本,也是伴随着疾病完成的。“那时候又是一场大病,在家休养。此前积累了那么多的素材,就萌生了动笔的念头,于是一口气连续写了三个星期。”

　　《于无声处》上演大约两年后,宗福先由工厂调入工人文化宫专业搞创作。

　　“那时候我们创作班这边写戏,他们表演班那边演出。《于无声处》后,第二个戏就是《屋外有热流》,后来有《血,总是热的》、《路》、《大桥》……从艺术上讲,我觉得《血,总是热的》更成熟,但要写出比《于无声处》影响更大的作品是不可能的。”

　　给自己的遗书

　　“有了《于无声处》这辈子已经很知足,我原本是一个普通工人,无非因为写了这么一部戏,得到了那么多。《于无声处》令我宁静很多,更加坦然面对一切艰难。”

　　这是1997年宗福先50岁生日时,平静地为自己写下讣告和遗书时的心情。

　　那年初,与朱苏进等人合写的电影剧本《鸦片战争》已告尾声,宗福先突然被查出肠内有一个8乘8公分肿瘤,疑为恶性,医生告诉他,可能只有半年时间了。 当时他已离婚,没有子女,父母都已80多岁。他决定隐瞒病情。

　　“人生就跟打牌一样,不能副副都拿好牌,拿到一幅臭牌也得好好打。”

　　那些日子他很忙碌,大致处理了手头的事情,他去吴淞路桥下买了一张德沃夏克《新大陆交响曲》的CD,“听说人在死亡的时候最后丧失的是听觉,我最喜欢这里面的第二乐章,我想听着这段音乐离开。”宗福先对记者轻轻哼起了这段旋律。

　　“心理上能撑过来,很大程度上是想到《于无声处》这部戏,命运待我已不薄,没什么可抱怨。《于无声处》就是我的定海神针。”宗福先说。

　　50岁生日那天,他在遗书里对朋友们写道“请偶尔想起我”,对父母,则写道:“我的离去是我生平对他们做过的最坏的事,我对不起他们。”

　　入院开刀前一天晚上,尚不知情的老父亲深夜等待他回家,送给他一块手表作为50岁生日礼物。宗福先关上门,眼泪掉了下来。

　　人生不能不相信有奇迹。开刀后的病理切片报告竟然显示肿瘤是良性的。

　　“如果我写回忆录,我曾想书名应该叫‘赤橙黄绿青蓝紫’,”宗福先笑着对记者说,“一生中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我自己觉得非常幸运。”

　　有人曾问宗福先,为什么你的作品常能搭到时代的脉搏?

　　对此,宗福先淡然说:“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闭起眼睛,就会看到许多东西,会有很多想说的话。我们经历的时代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作为一个作家,不可能不在心底引起各种各样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