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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杰、曾榛:媒体人一直在面对自我拷问

  媒体应该做得更好

以志愿者身份进入灾区,曾榛依然需要媒体提供大量信息
以志愿者身份进入灾区,曾榛依然需要媒体提供大量信息

  主持人:就像那个著名的小女孩和秃鹫的照片,拍摄者也是成为一个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但是他还是过不了自己人性那一关。韩杰也谈到,作为一个记者要特别充分真实的反映灾难的过程,你觉得这次中国关于地震的报道,因为外围觉得这次中国是做的特别好,你作为其中一分子,怎么感觉?

  韩杰: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汶川县城的时候,16号晚上进去,我是20号才走,17、18这两天之间是汶川县城陆陆续续进来的媒体数量是非常多,各通讯社,北京、上海、广州,很多知名的媒体都进去了。

有一天,汶川县委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就把他手里面的干事聚集在一起,因为地方狭小,开会的时候就设在媒体的临时新闻中心,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么多媒体都来了,我们当务的工作应该是什么?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他们来就是想把我们汶川县城的情况如实的报道出去,换一种角度来说汶川是什么情况,外界很难得知,完全是通过他们,他们的电台,他们的电视来传递这些信息,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无条件的和他们一起配合,糅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提供信息。我很可以理解宣传领导的心情,他肯定是想汶川受灾之后,希望更多的信息传递以后,有更多救援力量到达,甚至其他地区都是如此。他可以把问题提供给我们,我们不应该再占用更多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力所能及解决的东西,就不要占用他们的资源。从当时一线的时候,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他们对媒体的态度来看,他就不存在信息封闭,他就希望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这点是做的非常好的。

  最快的信息,我当时12号是在成都,在华西医院的11楼的重症监护室采访,就地震了,我在楼上,大概10、15分钟之间,网上就出了消息,15到20的分的时候,据广播台的同志给我说,节目主持人孙静就把这个信息发布出来,成都晚报、成都商报又出了号外,同时发布信息的时候,就是稳定当时社会的情绪,怕不了解情况引起矛盾。我觉得孙静就做的非常好,就是当时的路很堵塞,希望车辆不要去,在这个过程中她就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曾榛:当时地震的时候我在外地出差,我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地震了,我们都跑到操场上了”,然后电话就断了,我当时急得直哭。我马上上网,果然就看到了。当时就是说汶川7.8的地震,我就一直守到网上,看像搜狐这样的主流网站,真的是随时都在每一分钟都在更新,我一直守着看,给我一个很大的心理安慰,而且很细节的,大概人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拍了一些图片,这些给没有在地震灾区的人,一个很及时的信息反馈,我觉得很重要。我当时急的恨不得走都要走回来。还有后来的电视也是滚动播出,虽然报道的角度是有限的,但是确实给我一个信息,我会想,得到这个信息我要做什么,或者我应该给周围的人怎么联合,我觉得很重要。我还要讲,我们团队里面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医生,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是(震后第)10天了,他们给我反馈他们国外的信息,他们12、13日的时候也看到了成都地震了,大概是什么状态。再后面就有他们自己的美国的记者所发回去的报道了。我觉得很欣慰的是,那些美国医生给我们讲,真的以前在美国听到报道中国的事情,大部分会说中国的问题,那些记者会天然更加注意中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漏洞,但是这次强烈明显的感觉,这个态势变了,这些外国的记者有种感叹,中国志愿者和政府这种及时的救援,还是有一个美国医生给我讲,他说中国真的反映很快,他说美国飓风的时候,等了很多天军队才来,他说中国那么快可以调到那么多外地的军队过来,确实令人佩服。虽然外媒的报道依然会提出很多问题与质疑,但是现在的新闻的比重,是在肯定是在盼望希望中国的救灾可以搞的更好。

  主持人:很多人觉得这次地震的报道,可以改变中国传媒的态度,报告的趋势,可以以后对中国社会现状,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也更深入更广泛的报道。不知道两位是否也是同样的乐观?

  韩杰:不好说了。因为作为搞传媒工作这么多年,时代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传媒咨询的手段、各种方式也在进步。比如这次地震信息报道,还是在网络当中传出来,传统的平面、电视都要滞后一些。因为他搜集信息之后要编辑,有一个过程,这种形势来说,以后网络传媒发展的趋势是非常大的,肯定会更快捷、更迅速来传递这种信息,向这种标准看齐。通过这种大的灾害来说,就改变中国传媒的态势,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过了,但是也不一定。我们只能说我们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我们怎么往下走,这样有一个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曾榛:我的感觉,觉得一个地震就改变传媒的态势,或者改变国家的素质或者人性就太乐观了。我们经历了很多灾害,每一个灾难是一个契机,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彻底改变,我们可以把握这个契机,提出思考来探讨。可能以后走的更好更合理。还有媒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就是很便捷的。我当初是在长沙。只能通过网络来了解情况,尤其是地震的第一天,因为其他媒体他依赖的设备,那些东西是摆脱不了的。我觉得是不是各种媒体,网络的、平面的、电视的大家可以合作。网络以咨询为主,传播信息为主,因为他最快,假如所有的记者都去了,就各方发挥所长,报纸就会写一些故事,或者做一些深入的探讨。比如灾后我们怎么重建,报纸上可以做一个大规模的探讨,白纸黑字大家可以反复的玩味。电视可以报道场景,或者做一些大型的活动,各自发挥所长,但是所有的支援要共享,尤其是大灾难,不要说你是新浪,我是搜狐,这个是报纸,那个是电台。我觉得还可以少去一点记者,比如国家有这么一个机构。灾难应急,医院要应急,救援要应急,媒体也应该有一个机制,能不能通过这次搞一个媒体的应急机制,到一个灾难,派一个什么记者去,说中央台去,凤凰去了,我们其它的就暂时不去,比如你走到汶川,我们到映秀就可以,我们分批走,铺的又广,不要说四个飞机去救援,我们记者就占了一个半,我觉得大家要合作,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可以节约。

  韩杰:我也想说,应该说参与报道的媒体是太多太多了。真正其实能够发挥媒体的功能的媒体我觉得还是占少数。比如有一些媒体,他会自发的在灾后不久,快速的应急,马上就让一些心理安抚的医生对灾区群众的做一些辅导,而且这些工作我个人认为不是短时期的,而是长期的。有可能在当时那个阶段,那个瞬间通过心理辅导,群众得到很好的心理安慰,平静下来。过一段时间,他会想亲人也失去了,房子也垮了,我也不上班,也不能工作,我的生活怎么面对?他有各种各样的焦虑,这个时候又需要第二次的安抚。我觉得我们媒体在这个方法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推广和引导作用。

  媒体或个人都应该持续关注灾区

  主持人:其实刚才二位已经谈的关于灾后的阶段,我个人不知道我们怎么来定义灾后?从什么时间我们整个地震进入到灾后的工作期,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韩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其实从救人那个瞬间开始,我们姑且来说算是抢险救援的阶段,从那个之后,灾后重建已经开始了。最开始就是帮他们树立信心,这一步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才开始重建房屋,重新就业,这个过程很漫长。因为我最近到都江堰去,我了解都江堰的灾后重建,了解目前他们修建活动板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了解有一个外省的援建的部队23天修了300多套,一套板房大概可以住三家人。这三家人有选择性,肯定是老弱病残的,妇女儿童优先。从我这几天到都江堰的过程当中,不断有更新的好的安置点,陆陆续续开始盖起来了。盖起来我们要考虑有住的,相应周边的配套设施也在陆续完善。靠近医院,有临时的应急点,慢慢的开始,没有孩子读书的地方,也专门找了地方,集中的安置,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

  曾榛:我觉得灾后的定义,我觉得在救援对于生死关头之后,就是灾后活着的人怎么慢慢的进入正常的生活,从地震的非正常的状态慢慢回归到不是说原来,应该是更高的状态。我看过心理学一个曲线,先是震撼期,你面对现实你会进入低谷期,这个时候就是灾后特别需要建设的,无论是物资,还是精神,你支持他,让他慢慢走回来。从正常的心理曲线,他最后爬回来会比原来的正常期要高。这是良好的模式,我觉得首先就是给他们生活上的保障,一个是给房子住,给东西吃,我是在都江堰虹口这些地方呆的长,我可以感觉到,你全部免费给他,灾民的心理感觉不好。有各种的抱怨,各种的争夺。因为他每天都是接受免费的,他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今天你可以吃多少饭,不是你可以决定。无非就是你今天早点排队。所以灾民的精神就是茫然的状态,很抓狂。像龙池这些旅游地,我还可以思考把我的农家乐慢慢的建起来,他积极的把握那点点希望,开始努力的时候,这些人迅速恢复正常。

  当时龙池有直升飞机坠毁,龙池的村民都是自发的进去找,妇女就做饭给解放军吃。因为山上随时有解放军下来。而他们只能吃方便面,还吃不饱。但是他们为别人付出,别人帮他们,他们帮人家,这种良好的心理互动,就让他们感觉他们可以做事情,我依然可以。就像我们这个团队,准备到茂县建立一个新型材料的房子,那是台湾“921”的设计,我当时就搞了一个模式,房子设计师我提供,我们提供一半的志愿者,这个房子需要村民自己来搭建,我来教你们。一家人修不起来自己的房子,请你自己去互助找对子。这样村民迅速的觉得我是可以做事的,我恢复正常了,而不是乞丐一样等别人来施舍。

  主持人:像这个灾后重建媒体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韩杰:关注和引导对于灾后重建整个长时间的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地是起到一个关注,从关注入手,从我们帮助受灾情况树立信心开始,做我们自己最大能力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做一些报道如何如何,我们要搞一些参与性的活动,帮助他们来做。

  曾榛:我的看法也是。关注是要持续的关注。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状况,我还在地震的灾区的时候,路上车一天比一天少,志愿者也是一天一天的在撤离,有的村民有这个失落感,以前有100个人来关注他,现在只有10个人,而且马上就要走了。他也会担忧,所以媒体要起到一个持续关注的作用,让他们觉得虽然过了生死关头了,灾后重建是我自己的人,但是还是有人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持续的新的支持,还有关注的角度和层面可以做一些变化了。到灾后了他们缺什么,现在依然缺这些,但是有一些内容上的小变化,媒体可以抓住这个变化,不断的更新信心,现在他缺梳子什么的,明天可能他缺被褥。传递出来有一个桥梁的作用,让可以持续的帮助灾区的,前期没有帮助的,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差不多了,其实不是的,5年之内,你要想帮助灾区都很多事情做。

  主持人:接下来从你们个人而言,对于整个灾后重建有没有什么工作计划或者个人的计划?

  韩杰:个人计划没有。因为我是想考虑的首先像我刚才说的,我会联合一些,关于心理辅导这方面,但是我确实觉得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我也在考虑这个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缘由我是从都江堰感觉出来,我到都江堰采访,在都江堰有一个幸福家园,是从开始的安置点有很多人住,当时有一个80来岁的老婆婆他那天过生日,昆明特警和都江堰的驻扎在幸福家园的临时派出所的人员就帮助他过生,我是带着这个任务去,我见到婆婆的孙子,桌子上有一个蛋糕,他就友好的分给大家吃,我还没有接到蛋糕的时候,就有一个幸福家园的一个临时的邻居,就说没有事,你吃你的,作为中国的礼节来说,这个小孩就很不高兴,我开始还是没明白,他为什么会不高兴。隔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个蛋糕,另外一个人也不吃,大家觉得很不意思。因为蛋糕并不大,觉得应该给娃娃吃,他马上就发脾气,就喊婆婆走,都出去,不要跟我耍。我当时还没有反映过来,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娃娃心理上要辅导。他形成一个逆反心态,他分这个蛋糕,你们不吃,是不是看不起我。那个孩子大概只有几岁,有人安抚他,他反复大概三次,持续了半小时。当时我就考虑,如果以后灾后重建,有这个方面的能力,我希望从事心理辅导的人群,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到受灾的地方去,安置点去,可以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我认为抢救完生命之后,树立生活的信心是第一位。有了信心,我们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主持人:曾榛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呢?

  曾榛:我下一步的计划,长远的就是我以后三到五年我每年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到灾区做调查做服务。还有近期的打算我准备考心理咨询师的证,这样我可以在帮助灾民的时候,我会在物资和心理两个层面给他们帮助,我希望可以持续的进行投入。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希望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不要焦虑,可以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计划做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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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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