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蔷(化名)是唐山人，现在是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日前，她给中国青年报记者打来电话：“作为一名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我对这次汶川大地震感同身受，我想通过报纸呼吁一下，请让地震孤儿留在本地的家！”
伤心人联盟 唐山地震时，王蔷4岁，当时爸爸在外地开会，妈妈在医院值夜班，她和姥姥在一起。
那一夜她生病了，一直咳嗽，姥姥起来要带她去医院，“发现外面火红火红的，窗帘都被映红了。姥姥觉得奇怪，怎么三更半夜的会有这种现象，抱起我就往外跑，刚出门，地震就开始了。”
王蔷幸运地躲过了灾难，却永远地失去了弟弟和爷爷奶奶。
“弟弟小我一岁，我们俩感情特别好，很长时间我都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王蔷到现在还保留一个习惯，遇到喜事要告诉弟弟：“你看，现在爸妈搬进新家了。”“嗯，不错不错！”遇到大事难事要默默地跟弟弟商量一下：“姐这样做你同意吗？你觉得怎么样啊？”“姐我支持你。”虽然都是自言自语，却感觉亲人总在身边。
每到清明或7月28日，王蔷都会回到唐山给弟弟和爷爷奶奶烧纸。“一到那时候，街道上到处都是明明暗暗的火。”
“街上烧纸的隔两三步就有，有时还会互相问一下："你家没的什么人啊？"有时还会念叨念叨："你和谁谁谁互相照应一下"，就好像亲人并没有真的离去。有时还互相打打趣，开开玩笑。”
但王蔷说，这只限于有相同经历的人之间，“这是一个伤心人的联盟，没有伤痛的人很难体会他们的心情”。
王蔷说，有相同经历的人之间开玩笑，是大家互相鼓励，而如果外人问一句，就是一种伤痛的刺激。
王蔷后来结婚生子，有一次儿子穿了一件海魂衫，她妈妈一下子想起死去的儿子，哭了很长时间，不停地说：“太像了，太像了！”原来弟弟小时候也穿过这样一件衣服。
唐山大地震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唐山人也逐渐摆脱了悲痛的心情，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挺好，平时不想起来也挺高兴的，但一个触动就会想起来。汶川大地震后，王蔷的爸爸妈妈天天看着电视哭。有一天爸爸给她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废墟旁边站着，头发乱糟糟的，马上就想起当时他从外地跑回来，看见王蔷赤着脚，站在废墟上，身上套着不知谁给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血迹，头发乱七八糟，脸上又是泥又是土又是血的，“一模一样啊！”说着，电话那头，王蔷的爸爸声音哽咽了。
唐山人的身份标签 “唐山人”这个身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特殊的标签。王蔷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她：地震时你在不在唐山？家里好不好？那时你多大，记不记得？“一定要你把这个过程再回忆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很难过的，这么多年讲得多了倒也麻木了，但毕竟我没失去父母，对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来说，一遍一遍的回忆，就是一次次无情地撕扯他们心上的伤口。”
当年，唐山大地震的孤儿一些被送到了石家庄的育红学校，还有很多分散在各地。这些孤儿现在都长大成人，也有很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但据了解，他们中有很多人想回到家乡，回到生他的唐山。
“我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人想认领孤儿，但我想告诉这些好心人：你们的好心对孩子未必就好。”王蔷说，中国人都喜欢留在自己的本乡本土，尤其是对孩子而言，他从小在这里生长起来的，失去父母本身对他打击很大，再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送到一个外地的家庭，背井离乡，他会一直背负着这种灾区孤儿的身份。别人对你再好，你终归是个异类，还不如孤儿院，毕竟大家都一样，谁也不愿意老是被别人目光如炬地注视着，还要被迫一遍遍地讲述灾难的故事，真的很难过。
而若干年后，这个特殊的标签可能会转贴到四川人身上，尤其是那些被分散到各地的地震孤儿。
王蔷说，经历过地震的人，特殊的经历会使他们在行为方式上与别人不同，在他们看来很正常，在别人却感觉很异样。“经过唐山大地震的孩子，都怕打雷。当时地震完以后，下了好几天瓢泼大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天色变成那种黄黄紫紫的颜色，劈天的雷声，像天都要塌下来似的。一直到十几岁，遇到暴风雨我都极其害怕。长大后慢慢好了，但总有一些恐惧心理。”
王蔷告诉记者，她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下大雨，外面天色昏暗，他们正在上自习，班上54个人，几乎所有孩子一下子全躲到桌子下了。“所有值班的老师，都跑到低年级的教室里，一个一个地抱出来，一个一个地哄，拍拍，什么也不多说，再放在坐位上。大家都特别理解，不会嘲笑你，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彼此都知道。如果放在另一个地方，很明显就是个异类。别人会关切地来问你，你怎么样啊，要不要做心理辅导啊，自己也觉得自己怪怪的，有泪不敢流出，有痛不能释放，会一直很压抑。”
说到心理辅导，王蔷认为，这种大灾难过后，人们心理肯定会比较脆弱，一定程度的心理干预是必要的，但要用一种隐性和温情的方式，尤其是对孩子，不要让他意识到我们在给他特殊的“辅导”。“伤痛就是伤痛，我家有的家庭成员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别人对我再抚慰，也是无法替代的。只能说是大哭一场，发泄出来以后，继续过以后的日子”。
重组家庭是伤痛愈合最好的港湾 王蔷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这些孤儿留在本土，把残缺不全的家庭拼凑完整。王蔷告诉记者，她上学时班上有很多重组家庭的孩子，有两个女孩被称为“八姐九妹”，因为他们家里有八九个小孩，爸爸妈妈带着地震中许多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自好几个家庭，生活得很幸福。“大家有许多共同性，口音都是一样的，也都有相似的伤痛，经历过灾难的人彼此理解，互相扶持，没有人逼着你讲述灾难，没有差异性和好奇的目光，在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大家互相安慰，容易再建立起一个新的平衡，伤痛愈合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汶川地震后，王蔷对自己8岁的儿子说：“除了捐款、寄东西，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要给灾区的小朋友写信，不谈灾难，就聊聊家常，说我是哪儿的学生，有什么风土人情，我们这儿正流行什么游戏，让他们逐渐回到正常生活中。”
“当然，别人的关心终归不能从根本上帮你解决问题，日子还得自己过。”王蔷说，当他们独自面对生活时，会发现有更多的困难。这时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像他们那时一样，搭伙过日子，自然会有一些新的家庭组合。政府也可做一些适当的引导和服务，搭建一个信息平台，让破碎家庭有机会找到另一半，重新组合。从她身边的一些重组家庭来看，大部分都过得比较幸福和睦。“人在大灾大难情况下，斤斤计较的少了，而且比较珍惜这种重新又有家的感觉”。
“可是，他们会互相承认吗？会叫爸爸妈妈吗？”记者问。
“灾难过后的重组家庭跟一般再婚家庭不一样，有它的特殊性。我为什么叫你爸爸？因为我的爸爸在大地震中没有了，像你的妈妈在大地震中没有了一样，我们天然有一种亲近感。”
但王蔷同时认为，现在跟30年前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经济条件差，人们能吃饱肚子就满足了，而现在许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心思也会比较敏感，就需要重组的家庭更加互相理解，有更多的爱心和耐心。(王俊秀）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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