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谭继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林成西（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段 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绵阳平杨府君阙。
《蜀王本纪》中关于五代蜀王的记载。
战国时期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中国早期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图为汉代雕刻的李冰石像。
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灾面前，四川人以其在废墟中面对生死的从容坚韧，在震后救援中的无私奉献，在余震生活中的幽默豁达，在灾后重建中的自强不息，赢得了世人的赞叹。那么，四川人身上的这种文化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千百年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惨重的天灾与战乱，但是灾难过后，四川总能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
那么，其深刻的原因何在？
历史上，四川曾流行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引起中华革命先”等说法。那么，如何解读这些说法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这场大地震巨灾，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坚韧”、“自信”、“乐观”、“幽默”的文化性格 主持人：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四川人表现出一种不屈、坚强、友爱的崇高精神，展现出一种镇定、自信、乐观的生命品质，这着实令人赞叹。那么，如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四川人的文化性格特征呢？
谭继和：“5·12汶川大地震”虽已过去两个月了，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大爱无疆、感动中国的各种画面，仍鲜鲜活活，令人感泣不已。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品格的再现和升华，是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颂歌。这次灾难主要发生在四川，它也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乐观幽默”和“自信坚韧”二者兼而有之的文化性格。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最高道德考验面前和最高价值诉求的各种方案中，四川人给出了自身有巴蜀文化特色的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国魂为之振奋的特殊答案，让世人体验到巴蜀特色的感恩的心、博大的爱，以及坚韧不拔和乐观幽默相结合的四川精神。这些精神和品格是巴蜀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漫漫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巴蜀人一次又一次克服自然的和人为的特大惨烈灾难，用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天府之国”的两个家园：一个是“九天开出一仙乡”的和谐人居家园，一个是巴蜀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和美心灵家园；再大的震灾，可以摧毁物质文化的人居家园，但摧毁不了精神文化的心灵家园，反而更加磨炼出巴蜀人心灵中人性的光辉，人间的至爱，灵动的梦幻，乐观的浪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历史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大。”深厚的巴蜀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证实四川人具有能够以人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巴蜀自然的能力，震后的家园在重建中会依然美丽，依然神奇，依然和谐。
林成西：在抗震救灾中，许多普通的四川人舍小家顾大家，表现出超越自我的大仁大爱，让人们对四川人如水的性格又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四川人主要是由各省移民构成的，移民在这口巨大的川味“火锅”中变得川味十足的同时，也把他们从原籍带来的原汁原味地域文化加入到了川味“火锅”之中，从而使川味汇集了全国各地之精华，变得愈发醇厚、丰美。因此，四川人在重大关头表现出的种种美德，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美德在四川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和发扬光大。
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 主持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四川人身上具有哪些鲜明的性格特点呢？
陈世松：作为这次天灾的受害者，四川人在赢得人们寄予同情、关爱、援助的同时，更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尊重和崇敬。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主持人：我们知道，历史上四川是一个移民地区，史书上就记载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那么，“湖广填四川”这种移民现象对四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振忠：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湖南和湖北因与四川毗邻，转徙最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谋生的人数在各省移民中为数最多。
来自湖广等地的大批移民，对于四川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种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响到广大乡村。
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账的都是山西人、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
伴随着商品流通交易的日益发达，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叙及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林成西：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在重庆直辖之前，人口在1亿以上，现在仍有8千多万。不过，这么多的四川人中，真正土生土长的四川土著居民，却是少之又少。因为现在四川人的先辈，十之八九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来自各省的移民。清代以降，四川还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移民潮。四川人口中，又增加了抗战时期内迁留在四川的北方人或“下江人”；20世纪60、7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入川的职工；还有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四川搏击商海的创业人士。因此，现在绝大多数的四川人都不是“正宗”的四川人。但无论是在四川生活了好几代的人，还是入川不过几十年、十几年的，却是个个“川味”十足：离了辣椒就觉得饭菜淡无味；一杯茶、一把竹椅，便可优哉游哉摆上半天“龙门阵（聊天）”，悠闲自在的样子让外地人看了眼馋；熟人见面，免不了的话题是哪里好吃，哪里好耍，这样的话题常谈常新。在外地人眼中，他们全都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四川就像一口巨大的川味“火锅”，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进入这口“大锅”，七涮八涮，就会变得川味十足。
“天府之国”是巴蜀特殊的铭牌和文化地理的坐标；以“天府之国”专称四川，更是巴蜀人经过累代经营和智慧积累的结果 主持人： 我们知道，四川一直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那么，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谭继和：“天府之国”是巴蜀特殊的铭牌和文化地理的坐标。以“天府之国”专称四川，更是蜀人祖先经过累代经营和智慧积累的结果，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天府”的原意，“天”指天帝，“府”指蓄聚，合起来指的是天帝的府库。根据《周官·春官》的记载，最早是西周时把中央掌握王府祖庙蓄积的官吏，命名为“天府”，意思是形容朝廷仓库“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后来就用这个对上天府库满怀敬畏的称呼来形容肥沃险要、物产丰盈的地区。最早获得这一殊荣的是战国后期的秦国。而最早把秦国称为“天府”、“天下雄国”的则是战国时的大纵横家苏秦。他对秦惠文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句话里的“天府”主要指的是“沃野千里”的范围，包括当时秦国所辖的关中、汉中和巴蜀等地区在内，还是个泛称，还没有专门用来作为蜀的代称。
但到西汉以后，由于富饶的巴蜀越来越居显著地位，“天府”一名便逐渐成为专指当时巴蜀的代名词。到东汉时，本来在先秦战国时代即属于“天府”首善区域的关中，反而不被叫做“天府”，而是号为“近蜀”，即接近于“蜀”的富庶水平，富庶的“天府”反倒成为巴蜀的称谓了。到三国蜀汉时，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才第一次以“天府”之称专用于蜀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后来，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即沿用其说：“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天府之国”即成为巴蜀的专称。
四川历史上经历过一次次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惨烈的天灾人祸，以至有“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但无论乱到什么程度，四川总会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 主持人：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但是历史上也流行着“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这似乎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四川经历灾难和战乱仍能恢复为“天府之国”呢？
葛剑雄：至迟从公元前4世纪起，地处四川盆地的巴国和蜀国已经与中原的诸侯国联系在一起。在秦国扩张到巴蜀旧地后，大批移民就开始迁入。此后，巴蜀地区曾经历过一次次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加惨烈的天灾人祸，以至有了“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但无论乱到什么程度，四川又会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西南重镇。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四川的自然条件是“天府之国”的基础。四川地区水源充沛，从古至今，都江堰的自流灌溉造就了四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加上气候温和，植被茂密，物产丰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完全能做到自给有余。16世纪美洲作物玉米、红薯等传入后，盆地周围的丘陵山地也得到更大的开发利用，从而养活了更多人口。另一方面，封闭的地形地势也使四川比较容易防御外来的入侵，在战乱中能保持相对的安定，或者成为稳定的后方。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外来移民。四川的早期历史记载蚕丛、杜宇等首领都来自成都平原以外，已经发掘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也部分证实三四千年前发生的频繁迁移。在古代，长距离的迁移不仅能使移民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移民群体本身优胜劣汰的过程。而最终能在迁入地成功定居并繁殖绵延的，都是在体力、智力上的强者。秦灭巴蜀和灭六国的过程中，大批移民迁入，带去了先进文化。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大批移民进入巴蜀，成为刘备建立楚汉的中流砥柱。西晋时，大批氐人和汉人移民迁入，不仅建立了割据政权，也使当地的经济、文化、人口得以在一次次战乱中延续。这样的历史在唐末五代、明末清初等一次次重演。开发、定居、繁衍后的移民和移民后代热爱他们的第二故乡，在抵抗外敌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毅顽强，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移民中客家人的后代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方言和宗族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垦殖和开发区域的扩大，四川的经济迅速恢复，名人辈出，近代各方面的四川籍名人几乎都是移民的后裔。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努力，使四川迅速得到开发，因而四川无论在天灾还是战乱之后，仍能恢复为“天府之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
主持人：历史上，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说法？
段渝：这个说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川陕之间的混乱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应是指南宋时金、蒙先后屡攻川陕，从而导致四川经济衰颓而言，另有学者以为明末张献忠之乱亦是由陕及川，致使四川败落而言，等等。这些说法，都有确凿的史实作为立说依据，不过都是以某朝某代作为观察对象的，都没有跳出短时段历史观的窠臼。
“穷则思变”，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川人不乏“敢为天下先”的典范——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改革开放初期广汉向阳的四川人率先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主持人：四川地处内陆，古代交通困难，唐代大诗人李白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四川闭塞、保守的感觉。但是，从近代革命史来看，四川走出了多位很有影响的革命家，四川人身上又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那么，怎样具体认识四川人身上的这种精神？
段渝：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放、敢于创新——这是蜀文化的内涵特征。这种精神从古以来一以贯之，不论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都在持续地发生作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里不妨举出几个例子。在古代，古蜀人开创了以成都为起点的中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最早把中国的名称China传播到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第一家典当商行——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在成都开业。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蜀文化在历史上和当代四川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陈世松：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由于交通信息的闭塞，比起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人，似乎很难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通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
在近代，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
自20世纪初年的留学生运动涌进四川以后，邹容、吴玉章等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创了四川青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虚心学习、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后，由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这一传统，掀起了四川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全国著为先鞭，人数之多仅次于湖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革命元老和骨干。
谭继和：“百年巴蜀革命潮流，保路运动肇其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
陈世松：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
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成都率先打破《人民日报》广告禁区，宁江机床厂于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广告……要知道，二三十年前，所有这些可都是四川人“惊天动地”的伟大举动啊！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在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被视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 主持人：怎样认识四川的战略地位？
段渝：四川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历来被视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四川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防、资源等主要方面，还是在对外贸易方面，都不能不具有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的中心地位的性质和特征，由此决定了四川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从政治区位上看。四川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处于多边联系的枢纽位置，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战略优势。“江出其腹，其源可以滥觞也”。先秦时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蜀文化曾以其强劲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影响了中国西南地区尤其长江上游的各种民族，整合了四川盆地内外各个民族的政治力量，进而实现了从区域一体化到一统化的发展，造就了四川地区经济开发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四川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于西南地区中国文明基本空间范围的奠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秦汉直到明清，统一的中央政府无不以四川作为镇抚西南地区的战略基地，从唐以来四川又是处理中央与西部各民族关系的前哨和堡垒，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上，四川长期发挥着这种政治上的区位优势。
从经济区位上看。四川处于内地与西南边疆各省区经济联系的中心，历来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枢纽。早在2200多年前，秦蜀守李冰率领蜀人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四川以成都为首位中心城市，其辐射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北越秦岭，东出三峡，南至滇、黔，长期充当着不同区位间不同经济类型产品的贸易桥梁和枢纽。近代以来，四川城市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缘此而定的，具有空间组织形态上的结构性和层级性。这种城市体系的明显优势，在于中心城市的领导作用十分突出，便于统率和协调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四川在农业时代的优势，主要依赖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生产方式，以及秦汉、唐宋和清代四川长期和平安定的有利政治环境。但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四川的一些优势正在日益丧失，有的甚至转变为劣势。从历史的视角认识，四川经济要取得突破，必须打通四周，变古代的“栈道千里”为今日的“天堑变通途”，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四川所蕴藏的巨大辐射力和凝聚力，沟通东西南北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交流，达到“天下辐凑”的局面。
从国防区位上看。历史上四川向来是中原、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大后方，又是西南腹地的战略二线，“天然形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必守之地。在当代，四川的国防区位仍然不可忽视，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反击战和70、80年代的中越边境反击战中，四川同样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军事区位优势。
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文宗自古出巴蜀”；四川的高文化往往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吸引外地的高文化人才 主持人：历史上，四川就有“文宗自古出巴蜀”的说法。那么，如何认识四川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
段渝：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以三星堆文化为表征的巴蜀文化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一元，在夏商时代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惟一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四川处于西南民族与汉民族的多民族互动交流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彩。它既是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又是民族融合的交融区，同时还是介于内地与西南民族之间高文化、高科技的汇聚区和通道区。这使四川聚集了多种文化精华，汇聚了大批高文化人才，聚合、积累并生成四川文化上和科技上的极大优势。四川的高文化表现出“水库”特征，不断向外输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断从外引进高文化人才。历史上，四川的人才走出夔门后，常常是大展才华，“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马相如、三苏等，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了其“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杜甫。这种相反相成的“水库”效应，恰应了“流水不腐”这句古话，构成了历史上四川与外省文化在经常性的互动中互补的交流特点，它使四川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态的同时，不断更新其表层结构，从而得以站在中国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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