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观察:在唐山寻找失落的名字
把3个名字一笔一划地写在纸上,他花了两分钟。对61岁的张金印来说,这一刻等了32年。
“她俩是我的妹妹。这位……”他指了指第三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的恋人。”
在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来到这张摆在游泳馆门口的办公桌前,把一些人名写在纸上。两个月不到,名字超过了6万。经比对,有23882人从未出现在以往的档案里。几天后,这些被遗漏的名字将被补刻在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
专职负责登记工作的王蕾,每晚做梦都在“写名字”,她为此感到压抑。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故事”。
在她看来,把罹难者的名字写下来,或许是人们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
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如果没有这次登记,张金印或许会把这个魂牵梦萦的名字一辈子埋在心里。
这是“文革”期间的爱恋。他和那个比自己小9岁的姑娘相处6年,没牵过手,约会的内容是加强学习和谈论国家大事。到了女孩暗示他可以结婚的岁数,张金印仍然觉得自卑。“一个住县城,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小厂上班,一个在大厂工作;年龄又这么悬殊。”他建议女孩去问问父母的意见。对方觉得这是张金印的“托词”和“不信任”。大吵一架之后,两人一年没有往来。
在这期间,经人介绍,张金印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就在这时,女孩写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已经和父母谈过,并约好了双方家长见面的日期。
直到今天,张金印仍然觉得那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办?”情感上,他喜欢那个姑娘;道德上,他不愿辜负即将结婚的对象。“抓阄”的结果,张金印选择了后者。
那个午后,站在工厂门外,他狠心拒绝了那个女孩。两人默默相对,谁也没再说什么。
几个月后,地震了。稍微醒过味来,张金印就去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得到消息,她死了。
32年来,每当他独处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些,想“那几年的每一个细节,说过的每一句话”,越想越揪心。有时候他会想,“要跟了我,她还兴许死不了”。
选择现在的老伴,张金印并不后悔。他无法释怀的是,自己当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女孩当面也没说过什么,与“爱”有关的字眼都夹杂在写给他的每一封信里。
“如果她知道,我也像她信里说的那样喜欢着她,她得多高兴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张金印觉得,这笔感情债,这辈子没法还。
和大多数唐山人一样,每逢清明节和“7·28”忌日,张金印也会到十字路口烧纸钱,“给两个妹妹,也给她烧”。有时老伴跟着,不方便说她的名字,只能喃喃地喊两声,“妹妹”。
“你说,我也是知识分子,能不懂得这个?人死了啥也没有,立碑、烧纸有啥用?”可是他仍然觉得这样做心里有些寄托,似乎她也能听见。
这位讲授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喜欢戴望舒的一首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登记这个名字,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她呢?”他本人也说不清楚。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