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改革：关键在农民如何行使权利

　　时报时评■徐冰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京闭幕，此前一度热议的土地流转问题，在随后发布的《公报》中未予明确提及。相较此前高层领导的高调表述，此举未免让人意犹未尽。但考诸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行政惯性，如此处理也不算意外。

　　正如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所昭示，恰恰是始于农村“承包制”“大包干”的土地产权改革，开启了波澜壮阔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于今，改革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可以确信，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仍然关系到改革于“深水区”的利害成败。

　　中央在《公报》中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同时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如何“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如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又如何“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千头万绪的纽结，一言以蔽之，仍然在如何确认农民的产权。

　　所谓“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我们看来，改革的主旨是一致的——实质在于无论城乡，公民一律平等；核心则在于，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权属关系，恢复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主体地位。而农民博弈主体地位的表现，最主要的，就在于对土地的处置权利。自然，这种对土地的处置权利，包括宅基地的处置权，也包括所承包土地的自由处置权。

　　近来很多报道都在提及嘉兴南湖区正在推行的“两分两换”政策，以及天津近郊农民“宅基地换房”新政。这两个试点，或言政策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土地流转”的镜鉴。而其可资借鉴之处，无疑仅仅在于——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民自由、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里的住房，以土地承包权，置换有保障的未来。

　　需要警惕的是，一旦脱离了农民发自内心的自由、自主、自愿，任何所谓初衷良好的设计，都不过是再次改头换面的“为民做主”——没有了利益博弈，丧失了锱铢计较的自由，何谈有保障的未来，何谈市场经济中的博弈主体地位，又何谈无论城乡公民一律平等？更需要注意的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对农民之于土地的权益再次侵害。

　　因此，“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关键在于尊重并切实保障农民的权利，而要尊重并保障农民的权利，关键在于确认农民的所属产权——所谓“无财产，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