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11-03 00:48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以至全面改革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将首先迎来新的突破与进步。
到今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9.7%；从2003年起，连续5年以双位数增长，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11.4%，经济总量达3.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飙升。目前，全国人民朝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方向已经跃过了前两步，正向第三步进发，即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但与此同时，要牢记，到那时我们还只是中等发达而不是现代化，离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博鳌论坛上强调“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此话即是向世界人民讲“中国还在发展中”，也是告诫国人不能自满。的确，我们也没有理由自满，中国虽占世界第四，但从总量上看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而美国却占27%。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我们的经济增长有1/4来自贸易顺差，对外依存度在70％以上。大国经济要“独立”，经济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这些年我国出口虽然成功了，但使社会和环境成本大幅提高。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硬伤。全国13.2亿人口，7.3亿的人口在农村，但农村人口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农村缺乏购买力，一半以上的人购买力低下，这是严重的内需不足。
我国改革发轫于农村，而30年后由于农村的滞后，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有碍于工业化向前发展的步伐。因而，“三农”问题成为热点、难点。深刻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从30年前说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和人民在饥饿线上不得温饱。否极泰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而改革不是从国有企业开始，而是在农村还农民以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让人民吃饱肚子，使改革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继之以沿海省份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先是“三来一补”，补短缺经济，后是发展出口型生产，提高国家总体技术水平。几经曲折和不断扩张，终于使我国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邓小平设计的这条依据中国国情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路子是完全正确的。
还农民以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废除束缚农民人身自由和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不知不觉中让农民走向了市场化道路。虽然当时没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但“自主经营”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内核。根本不懂得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客观作用下激发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不仅耕种好自己承包的土地，而且创办了乡镇工业。“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使农民走上了劳动致富的道路。1980年以后到1990年以前，我国农业生产每年以5%—6%的幅度增长。1984年破天荒第一次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世界人均水平，受过饥饿的人享受到吃饱肚子是何等幸福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它的骄人业绩使反对者们认了输。
农民“自主经营”，国有企业怎么办？与国有企业相关联的各行各业又怎么办？不管你愿不愿意，“自主经营”发出的诱惑力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崛起的乡镇工业的红火，使国有企业更是按捺不住了。先是松绑放权，后是承包经营，再就是股份制试点，再后就是《公司法》问世……，国有企业凭借自己的资金优势、人才技术优势不甘落后地按市场规律办事了，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挫折和萧条，九十年代以后就全面地实行改革开放并进入创新时代。此时夹在外资和国有经济之间的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速度发展，在沿海地区三分天下有其二。这时，我们党英明地承认了国有、民营、外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现阶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力解放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了。其发展速度不仅使外国人吃惊，就是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惊喜。而这时曾经红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却由于技术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过了自己的辉煌后，盛衰消长，在高潮中被掩盖的许多问题就日益暴露了。自由自主的个体农民，在农业不能继续增长增产时，就纷纷外出打工，开始走向经济特区，后来就走向因经济特区的成功发展成沿海连片繁荣的“中国的东部”打工。经济涌动，我国出现了民工潮，形成众多的“打工族”。由于青壮劳动力外出，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和年迈者。加之以农业为主时形成的农业税又未因工业的发展而减少，税收负担过重，还有由工业加工而成的农资产品走向市场定价，使农业生产成本明显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甚至曾一度在个别地方出现撂荒现象。时至2003年，粮食总产跌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36亿吨。
一高一低，农民收入显著减少。国民经济迅速增长了，农民收入增幅却减少了，农民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差距日益拉大。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半，由快转慢。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八十年代的2.5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拉大了。建国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比最小值也在2.2以上，最大值达到了3.6，目前城乡消费比维持在3.5左右。与此相连的是教育和医疗差距。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主要是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过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按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在医疗方面，1990到2000年，占全国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仅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费为188.6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710.2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4。
现在的农村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即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由于他们多数在城郊，产品可以便利地销售，因而可以获得的投资收入和劳动收入较高，大体接近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每年平均每户收入3000—5000元，耕地对他们来说，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生产功能。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之间的矛盾，是无法使农民富起来的。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由来。
依据现状，国家从2004年以来取消了农业税，实行粮食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买补贴、农资补贴等政策；同时，还出台了新型农村医疗补助、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等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使农民得到许多实惠，还响亮地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口号。其实“工业反哺农业”的真谛，是在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举措或行为。然而，我国目前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第二阶段。依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历证明，这一阶段既是非农产业快速发展之时，又是城市化加速进程之日。人多地少的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劳动人口占全国总劳动力的45%，到八十年代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就下降至4%了；韩国也是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0%，而目前只有8%。然而，我国目前非农产业就业率已达50.9%，可城市化率只有40.5%，农民工的户口仍在农村。工业化快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更快于人口城市化。现在全国人口户籍登记农村占55.1%，城镇占44.9%，也就是说农村人口为7.3亿、城镇人口为6亿，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工业化进程。
“三农”问题的化解之路，当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不会有很多争议，问题是用何办法使农民融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去呢？我以为方法有二。
其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 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其工业化过程，农民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先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然后用土地作财产抵押向银行贷款创办工业，生产工业品占领市场。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许多农民成为优秀的企业家。而原来农村的土地，就通过市场作用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进行产业化大生产。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这样实现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安徽小岗村明确地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明确强调：“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就为我们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我们只要解放思想，办法就多起来了。现在农民手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可以用《物权法》看成是他们的资产，实现资本化。与此同时，成立“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的任务就是为其土地流转提供服务。得到贷款的农民，可到社区或附近城镇投资创业；另一方面，“土地银行”把流转土地集中起来，贷款给种地能手促进其连片经营，并使其改良土壤和引进技术，发展大农业生产。还有，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改革后的征地制度，要让农民得到土地征收和征用后带来的利益升值的收益。这样，农民就会选择适合其创业的城镇安居，我国的城镇随着工业化进程也就“化”起来了。
其二，把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上升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 这两年，政府免费让农民子女上学，困难地区还免费发放教科书。国家支付义务教育经费，是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成本支付。农村教育长期落后，表面看似乎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实则是国家工业化受阻。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显示，1983年-1990年，农村每百个劳动力平均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6.15人，至1991年-2000年，仍然平均有10.25人。1983年-2000年，每百个劳动力具备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的分别平均为37.49人和53.65人，这是以获毕业文凭为准的统计数字，如除去中途退学后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文凭的人数，农村实际具备中小学文化的人数还达不到年鉴上的数字。这些孩子长大后成为劳动力，不在本地创业，原因是一无资本，二无知识。于是，就跑到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去打工。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1.3亿农民工，1000万在外资、9000万在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其余就是在城市打零工或作小商贩。这些农民工对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即在劳动密集型甚至科技劳动密集型企业里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极低的工资。一是他们没有知识，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二是国家工业化初中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也需要他们。当工业化走过了中期第二阶段，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劳动法》本身也要求工人要成为知识型工人，他们就不再适应了，甚至会成为工业化发展的累赘。
无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城市化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都是极其重要的。站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全局的高度看，农村目前的教育，制约和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急需改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家工业化宏观运行必须支付的经济成本。为此，我们要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大力办好农村教育。发展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具体来讲，要先巩固“普九”，再发展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城镇为中心的职业培训体系，让多数人懂得和掌握先进生产力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使尖子人才有发明创造能力，并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不这样，我国工业化再向前发展就十分困难了，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就成了一句空话。工业化中后期的突出特征就是“自主创新”，劳动力群体的科技文化水平如果还停留在初中水平，即使有发明创造也转化不了现实的生产力。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水平，主导是政府。但农民还必须有这个欲求，这个欲求源于他的创业冲动，即资本冲动。这又回到前面的话题，如农民经营的承包土地能够资本化、抵押贷款，中国工业化将会出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景象！为此，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农地制度。形势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时候了。
○冯子标
（作者为山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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