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绯：鼓励使用消费券应予以消费者实际奖励

　　王吉绯三论消费券：从天上掉馅饼到同做大蛋糕

　　有人指出，发放消费券属于天上掉馅饼型事件，政府一年最多发放一次，不可能像工资那样月月发。

王吉绯认为这个结论隐含的前提假定是，传统意义的消费券全部由政府财政补贴。如果消费券的成本由消费者、指定厂商和政府三方共同分担，消费券的蛋糕就被齐心协力地做大了。当然，这个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对使用消费券的行为进行奖励。

　　消费是很长远的事情，拉动内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做到可持续。消费券每年发放一次，效果的确有限。而传统意义的消费券，无论成都、台湾还是日本，都是由政府财政埋单的。如果政府财政可以一直补贴下去的话，月月发放消费券，当然可以对扩大内需产生持续影响，但是这以当前地方政府的财力、物力，这很不现实。

　　王吉绯提出，除了政府补贴之外，消费券的成本还可以由其他方面分担。首先来自指定厂商的让利折扣。因为消费券虽然是货币的替代物，但不完全等于货币。人民币是不记名的、具有充分流动性的、没有任何指向性的，而消费券则是记名的、有具体指向性的，指向那些特定行业的指定厂商。消费券的流动性不如人民币，所以指定厂商应该给予贴现，即货现率（比如10%）。

　　王吉绯指出，政府采购本来就能够拿到一定程度的优惠。在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消费券等于事先确定的需求订单，即规模需求。生产厂家和流通商家因此可以相对精准地安排生产和服务，避免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减少了生产和营销的成本，完全有能力做出一定程度的让利：出厂价、批发价跟零售价的差异，远远不止10%的折扣。

　　如果消费券能够得到本来就应该得到的10%折扣奖励，相当于增值10%，远高于现行银行存款利率，这将唤起消费者主动购买消费券的欲望。例如用100元人民币换回110元消费券，在指定厂商换回110元商品。作为消费券的受益方之一，消费者自己也补贴了一部分现金。

　　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有选择性地进行补贴。比如说，相对困难的群众，可以花100元买到120元的消费券，在指定厂商那里换回120元的商品，指定厂商让利10元，同时政府补贴给厂商10元。如果是补贴下岗再就业型的厂商，政府还可以补贴全部20元。

　　在王吉绯看来，消费者自付一部分，买到了优惠商品；厂商让利一部分，获得了额外的规模需求订单；政府财政补贴一部分，既改善了民生，又拉动了内需。消费券，一箭三雕。

　　王吉绯四论消费券：拉内需不必坐等社保完善

　　很多学者认为消费券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将大量支出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以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王吉绯认为这个观点似是而非，社会保障与拉动内需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何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很长时间，远水不解近渴。

　　一种非常流行的、近乎老生常谈的观念认为，中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因为老百姓有钱不敢花，而不敢花钱的原因则是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王吉绯指出这个论断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消费意愿偏低的原因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没有钱可以花，一个是有钱但是不花。没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截至2008年9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0.8万亿元，全国人均1.5万多，不算太少，但也不算多。这些存款中，受社会保障因素影响的不大。

　　从微观上看，高收入群体没有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依然选择少花钱，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也许收入10000元只花5000元。反而是那些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体系帮助的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也许收入2000元花掉1500元，用于购买那些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他们把收入全部消费，也只是增加500元。即使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比例较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宏观角度看，某国的消费率与其社会保障程度的相关性也不明确。英国是有代表性的高保障、高福利国家。其消费率一直较高，2005年为87.1%。但是作为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的国家，柬埔寨的消费率也很高，2005年为89.1%。对中国来说，建国初期消费率曾高达78％，改革开放后，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7年为48.8%（含政府消费13%），我们的社会保障改革完善之后，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消费率自然增加到80%左右。

　　当然，不是说不应该继续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如果能够快速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协调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社保是“保”未来，消费券是“劝”现在。如果失去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拉动内需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没有更多等待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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